“警察不管吗？”
“说‘不管’算客气的。”
“威尼斯酒店的保安呢？”
“他们可能去看了黛安娜离开赌场时的那段录像。就是她掉手机的那段。”
“你觉得他们反应大吗？”
“有些反应。但他们不肯告诉我原因。”
“在拉斯韦加斯发生就在拉斯韦加斯结束？”
“差不多。保安部有个女的想和我谈谈。我和她调了会儿情。我想等她下班时拦住她。她8点换班。”
我想像着拉乌尔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拒绝与失败。他的决心显而易见，他为掩饰挫败所做的一切更令人敬佩。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缠着我问问雷切尔的事？”
“黛安娜不希望我这么做的。她不和我谈她的病人。这么多年来，不论有……多难，你都能守口如瓶，这让我很是佩服。我会努力尊重她所尊重的。”
“谢谢。可我现在也是进退两难。我真的想帮忙。但黛安娜不是惟一和……”
“和什么？”
“和雷切尔的……麻烦有牵连的人。我跟你讲的已经太多了。”我知道这句话让人听了很不满意。如果我是拉乌尔，准想用拇指掐死我自己。
他语调平静，透出的绝望却越来越浓，“朋友，这是缓刑，不是赦免。一旦我在雷切尔这条路上走进了死胡同，我会立刻回头，当着你的面，逼你讲。说不定更狠。”说到最后他挤出了一点笑。
“等着瞧了。”我说。
“我得走了。在和那个女保安见面前，我还想找找看有没有游客记得昨晚在赌桌上见过黛安娜。但愿他们中有人还会再来玩。我会跟你保持联系的。Adeu。”
“Adeu”是加泰隆尼亚语中的“再见”。和拉乌尔做了多年的朋友，除了脏话，他教我的惟一一句加泰隆尼亚语就是用来询问附近是否有不错的酒吧。如果那时我在巴塞罗那的海滨的话，我一定会迫不及待用一下那个短语。
我说：“Adeu，拉乌尔。”但他已经挂了。
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打开文件柜的抽屉，取出鲍勃给我的金科牌盒子。带着无比的虔诚，我掀开盒盖，拿起写着题目、作者的那页。
逃跑的孩子
R.C.布兰特
我瞥了盒子一眼，发现最上面的那页并不是鲍勃故事的开始。第二页是手写的，是张便条。上面是鲍勃熟悉的笔迹，整洁却又极难辨认。格兰戈里医生：
如果我已经告诉您可以看了，我希望您把这张纸扔了。您可以继续。如果我还没说让您看，您到这儿就该停了。记住，我信任您。我会告诉您什么时候看的。
鲍勃
他的字又小又潦草，难以辨认，就像是写给小人国居民的。我猜第一行写的是我的名字，最后是鲍勃的。至于中间两行，刚开始时我怎么也看不清，后来我把纸拿开约一手臂的距离时，总算看清了。“格兰戈里医生”后面写着“如果我已经告诉您可以看了，我希望您把这张纸扔了。您可以继续。如果我还没说让您看，您到这儿就该停了。记住，我信任您。我会告诉您什么时候看的。鲍勃。”
我不情愿地把这两张分别写着题目和警告的纸放了回去，盖上盒子。
看了这份鬼东西能有什么坏处？
我看到鲍勃手写的便条就像见了鬼似的。他怎么预料到有必要再次告诫我，让我不要看他的手稿呢？我决定问问他。我在通讯簿里查到了号码，打到他家。
电话铃响了又响。还是没人接，甚至连答录机也没开。挂电话时，我知道自己刚刚破例了。病人一次没有赴约，我便试着跟他联系。通常我会怎么做呢？通常，我都会先把这事放在一边，直到下次见面再说。
但这回，这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计划。
30
我看她大概十五岁左右，但她发誓说她十七岁了。其实我不用问她年龄，因为她显然已经习惯了要为自己抗议——她的年龄要比看上去大。在告诉我名字前，她用了整整一分钟强调她是十七岁，真的是十七岁。她叫詹尼弗·唐纳德。她指出詹尼弗只有一个“n”，这并不是拼写错误造成的。我猜想，这是年轻父母们由于专注于为女儿起个一生受用、不同凡响的名字而做出的错误决定。
詹尼弗来自于南卡罗来纳的克莱姆森，这次来博尔德是为了看望祖父母。他们住在博尔德原先的市中心的北端，靠近第十八大街和派恩大街的交叉处。“他们很可爱，真的。”她在说她的祖父母。“我一些朋友的父母和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纪，但我的爷爷奶奶就是聪明可爱。”
“克莱姆森？克莱姆森学院也在那儿吗？”我问。
“是大学。”她连忙纠正，显然她很在意这个区别。“那是我理想中的学校。我希望能得到乐队奖学金。我是个鼓手，有很好的机会。我的学习能力评估测验两种大学入学标准考试之一，有“美国高考”之称。预考的结果要比预想的好，并且好得多。下个月我就要参加学习能力评估测验了——我很希望，很希望，很希望自己能考好。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希望我还能考虑一下科罗拉多大学。我告诉他们我会的。这就是我在这儿的原因了。”她的眼珠转了转。要是在科罗拉多大学和克莱姆森大学之间做选择，好像没人会挑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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