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洛里的母亲住在拉斯韦加斯，或是住在拉斯韦加斯并且有严重的精神病，这些新闻媒体都曾报道。我没有告诉拉乌尔任何新东西。如果病人告诉心理诊疗师太阳在每天早上升起，这事就没必要保密。心理诊疗师就可以把这告诉别人。
拉乌尔问：“黛安娜被卷进马洛里·米勒那件事了？”
“我不能……”——我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词——“……就此发表意见。”
“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你就能。”
我在心里说，谢谢。拉乌尔说得对极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会告诉他。但我并没有否定，于是他准确无误地推断出了那意味着什么。“我没法反驳你的结论，拉乌尔。”
“这团乱麻——不管它是什么——都是从汉娜的死开始的，是吗？”
我想了想自己该怎样回答。“汉娜的死让许多球滚了起来。”
他答了一句：“如果我的母亲是西班牙人，我就是狗娘养的。加泰隆尼亚有强烈的独立欲望，此句意即说加泰隆尼亚不是西班牙，加泰隆尼亚人不是西班牙人。”从他的语音语调，我就猜出那是句骂人的话，而且就单凭那个“西班牙”，我想西班牙人一定不乐意从这个加泰隆尼亚人的嘴里听到。
36
我很久没去科罗拉多大学的校园了。一月不是我最喜欢的到处逛逛的季节。杜安物理实验室更不是我希望去的地方。但当星期四11：15的预约被取消后，我发现午休的空闲时间延长了不少，足足空出了七十五分钟。于是我决定走出办公室，去大学里走走。
物理楼坐落于博尔德校区东侧，是一座角状的大型现代复合式楼群。楼群中间被车道和别致的石板结构的设计物隔开，原汁原味地展现了校园原有的地中海式建筑的精髓。杜安物理楼周围是几栋晚些建造的人文楼，赫然耸立，和杜安物理楼一样，由混凝土浇铸而成，墙上贴满石板，屋顶镶满红瓦，一闪一闪地向着这块土地上托斯卡纳人的灵魂致敬。
对于杜安物理楼我早有所闻。这是校园里最高的建筑，从孟辛格心理学大楼出来后，穿过科罗拉多大街就到了，一眼就能看到。但是由于自己与物理学，至少与物理学研究几乎搭不上边，我从未有什么理由走进杜安物理楼。当我跨进那道门找鲍勃时，杜安物理楼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是所规模庞大却鲜为人知的州立大学。布告栏上的大部分内容我都看不懂，更中肯地说，在那一刻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会看不懂，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有个教授要找助手研究毫微微秒光频木梳。另一间实验室要研究如何在冷却至0.1K的超导薄膜基础上开发微卡测定器和辐射测定器，正需人手帮忙。
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连边儿都摸不着，但我几乎能百分百地确定我成不了他们中的一员。这些在了无生趣的走廊上走来走去的学生——他们赢得了我的敬意，因为，不像我，他们可能有着想要能够诠释布告牌上内容的坚定信念——我常去校园里其他地方转转，已经习惯于遇见那种学生，但杜安物理系的学生看起来更严肃些。
一栋大楼不为人知，而里面却到处是治学严谨的学生？我想鲍勃应该是无意间走进物理系的；不由自主地受其吸引，然后一头栽进去，在这儿他可以生存——对于鲍勃来说，更好地生活不是个能否选择的问题——长久以来，他一直在对下一秒的等待中消磨时光。
在拐错几个弯，走错几间办公室后，我终于知道鲍勃是某个办公室或实验室的办事员或秘书，等离子物理学家就在那儿研究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鲍勃的上司是个叫诺拉·萨娜坦格勒的中年妇女，体形就像一大截自来水总管道，她也很想知道鲍勃的下落，对鲍勃的怪癖也有很好的出于直觉的认识。
我自我介绍时略去了医生这一段。我告诉萨娜坦格勒女士——她给我的感觉不像是那种愿意让下属或是我这样的到访者称其为“诺拉”的上司——我是鲍勃的朋友，我们约好昨晚见面，但他没赴约，也没接我的电话。
她有些不信：“你是他的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他有朋友。”
萨娜坦格勒女士直击要害。
我费了好大的工夫才让她重新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我不知道鲍勃在哪儿。“今天早上我打过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他生病了没来。但他也不在家。我很担心。”
“好吧，坦白说，我也是。我还没打过他家里的电话——鲍勃不会……乐意的。2003年春天那场暴风雪，他有一天也没来上班，但在我的印象中，那是惟一的一次。”
鲍勃上次没去上班有着毋庸置疑的理由：2003年3月的那场暴风雪至今让人难忘，博尔德的积雪几乎有四英尺厚。“他今天没来过电话吗？”
她摇头。“昨天也没有。鲍勃总在自己的桌上吃饭，埋头看书或者玩网络游戏。有时玩拼字游戏。有时下象棋。他从不和其他同事一起玩。从不。但是星期一那天怎么样呢？那天上午11点左右，他告诉我他要出去吃午饭。他直接进了我的办公室，直接走到我桌前，说：‘萨娜坦格勒女士，我要出去吃午饭了。’我很惊讶，也很高兴——我让他好好放松，玩上个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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