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拒绝了五千美元。我在想，哇哦。“那你接着怎么做的，拉乌尔？”我问道。
“我从那堆筹码里抽去了四块，轻轻一推，剩下的那块滚到了桌子另一头。我说，‘换个问题。男人还是女人？’
“‘什么？’霍华德问我。‘一千美元？那就是你想知道的？’我说没错，他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他很顾忌那个付钱让雷切尔参加婚礼的人。事实上，他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告诉我那个人的性别，而是要不要拒绝我的一千美元。最终，他拿起筹码，放进衬衫口袋，就好像那是一盒火柴。他说，‘这人’是男的，而且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
“就这样吗？”我问，“这就是你用一千美元得到的吗？”
“生意场上，你不是总能在关系刚建立时就赚到钱的。一开始你签订合同，建立工厂，确保渠道。我花了一千美元让霍华德帮我办事。而且我把可疑人的范围缩小了一半。”
“你准备怎么找那个男人？”
拉乌尔叹了口气。“你记得丹佛那个叫诺姆·克拉克的家伙吗？以前为《落基山新闻报》写过东西的那个？”
我记得他。“那个戴眼罩的闲话专栏作家？”
“对。对，我认识他——在科技兴盛时代，他报道过我。他现在住在拉斯韦加斯，他认识所有人。一会儿我要下楼和他见个面，喝一杯。希望他能帮我找到霍华德口中的那个男人。”
格雷斯时高时低的呜咽声突然爆发成一阵哭叫，就凭那个猛劲我敢打赌，她的肺一定被临时换成空气压缩机了。
不需我多说，拉乌尔知道对话到此结束。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格雷斯的房间，心里祈祷着要在劳伦被吵醒以前让她安静下来。
39
睡了四小时后，接下来的四小时我一直预感又有什么糟糕事会发生。同时，在这四小时里，大部分时候我都在想，有这种预感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从来没有十分坚定过。
如果病人打我办公室的电话，会有语音留言告知他们，如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呼我。病人呼我的频率是多少呢？糟糕的时候，一个月一两次，次数太少，弄得我呼机上一出现陌生号码就会心神不宁。所以，在星期四早晨上班的路上，当我不紧不慢地走到百老汇大街和贝斯莱恩路的交叉口时，呼机突然震动，显示出一个陌生的号码（303）443-，我一下子变得很紧张。
号码的前三位是443，表明是从博尔德打来的。我只知道这些。
一进办公室我就立刻回了电话。
“我是艾伦·格兰戈里，”我说。“有人呼过我，我回个电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用“医生”这个称呼，因为我不能保证呼我的人接电话。很可能是其他人接的。如果是别人接的，一贯谨慎的我就会对自己的职业保密。
“您这么快就回电话真是太感谢了，”电话那头的男人说。“我是比尔·米勒。”似乎是怕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又说，“马洛里的父亲。”
我想，真是悲哀，他居然用女儿众所周知的失踪案来迅速说明自己的身份。更悲哀的是，他是自愿的。
“米勒先生，”我边说边尽量争取时间，心里在想他打给我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我能为您做什么吗？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您能抽时间给我安排一次咨询吗？这……很
重要。”
“嗯，嗯，”我搪塞过去。这种情况下，我能说出这两个字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如果可以的话，就今天，”比尔·米勒说。
我在想，他是要我“今天”给他答复呢，还是约我“今天”和他见一面？
如果你让我给心理学工作者执业资格考试出道伦理题，或者为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综合考试出道有趣的伦理难题的话，我可想不出有什么题目比眼前的两难处境更难的了。
“您抽得出时间吗？”他问。我当时不知所措，但他很好心地故意装作没发现这点，“我随时都可以。”
这个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并不在我的日程计划之内。我那天的工作日程其实和往常差不多。一般来讲，只要我愿意少吃一顿饭或是下班晚一些，我还是可以挤出时间来应付一起急诊的。
然而，我面临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以心理医生的身份与比尔·米勒见面。职业道德把这个原本简单的我们俩能不能有空见面的问题复杂化了。
我对这个道德难题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比尔·米勒不能被当作病人对待。但我又不能确定这个突然的判断是否正确。情况很复杂。我很快就得出结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遇到过如此复杂的情况。
同意为比尔·米勒诊疗的理由是什么呢？这很容易回答。虽然时间不长，他曾经也是我的病人。他目前的状况——至少我了解的那些——别人都知道,又如此不幸，这些都会促使他寻求专业帮助。无论是因为深有同感还是出于怜悯，我都应该帮助他。
拒绝为比尔·米勒诊疗的理由？事情会从这儿开始变得棘手。从道德上来讲，心理学家必须避开专业上所谓的“双重关系”。这本质上是一项与利益冲突有关的规定，是为了让心理诊疗师能自由地为病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避免因竞争力而使问题复杂化。这项规定实际上就是要求心理诊疗师不能在病人的生活中同时扮演两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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