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着往下说。“假定有段时间内我们都觉得合作愉快……”
“好的，”比尔说。
“我能帮什么忙？”我迅速瞥了一眼时钟。十二点半我还得去候诊室接病人，时间不多了。
“我压力很大。”
我只能凭空想像。
“我睡不着，体重也在下降，一点也没胃口。”
难道就像逃犯有的一系列症状一样？沮丧，焦躁，受伤后的紧张。想想比尔的生活状况，他会这样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我那时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去假定比尔·米勒的病因。但我提醒自己不能这么做。
我大声逼问，迫切想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回答得很笼统——“事件”，“孩子”，“工作”。我试图让他回答得更详细一点。他却只和我绕弯子。
抵触——心理诊疗学的“长城”，这使得那么多病人不愿谈及他们最敏感的话题。我觉察到抵触了吗？——可能吧。我决定试一试，看看他究竟抵触到什么程度。“她情绪怎样，比尔？”
“你是说我女儿吗？”
不是马洛里。我女儿。我点头。
“节日对她而言是种折磨。总是这样。今年也如此。节日一直让她备受折磨，自从……”
我把后面没说完的话说完：自从她母亲弃她而去后。
“这是怎样一种折磨呢？”我问道。
“她变得紧张，孤僻，易怒。她毕竟还是个孩子。”
比尔也变得越来越焦躁和孤僻。想想媒体并没有报道过马洛里不安的假日情绪，随着这次谈话的最后一点时间悄悄溜走，我决定不再进一步试探比尔究竟会抵触到什么程度。我们暂定下星期一再见。我告诉他，如果最终我感觉自己的道德顾虑严重得让我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我会打电话给他。
比尔·米勒直到离开办公室都没提过一次他女儿的名字。
那对他来说是太痛苦了吗？
我不知道。
41
让我欣慰的是，门上的便条没白贴，黛安娜的病人没有一个在候诊室里干等。
直到四点。
四点，我出来接待一名预约好的病人，却遇上了不止一个急于见我的人，而是两个。
这位不速之客一头干酪色头发，在汉娜·格兰特死的那天坚持要见她的精神诊疗师的正是这个女人。我想起黛安娜告诉过我说她已经开始为这个女人做心理诊疗。她是为了见她才来这儿的吗？
我和那个本来约好四点见面的年轻男人打了声招呼，说我一会儿就回来，然后领着这位“奇多”女士走向大厅。走到离我办公室还有一半路，可以肯定从候诊室听不到我们说话时，我问道，“您看到我贴在门上关于埃斯特维茨医生的便条了吗？她今天不在。”
“我看了你那张很傻的便条。我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汉娜死后的这几个月，她的急性子一点也没改。“很遗憾，她临时有事离开了，”说到“很遗憾”、“临时”这些词时，我有点结巴。
“什么意思？”
“她回办公室后会打电话给您。”
“汉娜出事时你也这样说的。”
她说得没错。汉娜出事时我是这样说的。
“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我理解您的心情，格兰特女士遭遇不幸后，确实很难让您再接受这样的事。”
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我把体面的副词都给用光了。
“她离开多久了？”
“站在我的立场，恐怕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那就改变你那该死的立场。”
她那个满头鬈发的脑袋几乎就要顶到我的下巴了。头发有一股味道，让我想到了令人皱眉的印度餐馆。“我可以——”
“我才不管你可以做什么 ，你检查过黛安娜的办公室没有？”
黛安娜，而不是埃斯特维茨医生。“没必要检查她的办公室。”
“那么你知道她在哪儿。真见鬼，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很遗憾黛安娜没能前来赴约。她一有空就会立刻打电话给您。现在还有人等着我。请原谅。”
我把她带回了候诊室。
“这事还没完。”那女人离开前说了一句。
在和我的病人见面前，我冲回大厅，抓起钥匙，打开黛安娜办公室的门。里面没人，我松了口气。
“杰伊？”我恢复镇定后回到候诊室，对约在四点的病人说，“进来好吗？很抱歉开始晚了。”
我今天的最后一个预约从五点开始。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还有四十五分钟，今天马拉松式的诊疗就要结束了。我踱着步子穿过走廊，然而，我再一次发现有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在等着我。
一个是我约在五点的病人。一年前，这位三十八岁的妇女在我的治疗下，抑郁症有所好转。她最近被查出患有乳癌后，严重的忧郁症又开始复发，于是就来找我帮忙减轻病症。她的上臂还留有中央静脉人工血管化疗前，医生通常会先为病人植入中央静脉人工血管，避免病人因化疗而得静脉炎，也能使化疗更方便。，正准备接受第二阶段的化疗。她坐在候诊室里，两手叠放在膝盖上，眼睛闭着，若有所思，大概是在感叹人生的反复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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