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为什么要问下一个问题，我无法从诊疗角度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连试都没试。但我还是问了。“那要多少钱？替像雷切尔这种情况的人支付开销？这一定是个沉重的负担。”
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犹豫。“那当然。她还可以享用我的医疗保险，这一点倒是帮了很大的忙。老实说，这也是我永远不会和她离婚的原因之一，即使我对她的感觉变了。如果我们离婚了，雷切尔就只能享受公共医疗。这对她将是……一场悲剧。光是那些药……不
定时的住院……在急诊室看病？”
比尔看着我，希望得到我的肯定。我立刻表示赞同，“可以想像。”
他叹了口气。“她在拉斯韦加斯有一套公寓，地方不大，不过，是在一个很不错的小区里，环境很好。我雇了……个人……来照顾她，保证她有充足的食物，体面的衣服，并且时刻保持整洁。而且，我也为她提供那些……
婚礼上需要的东西。礼服、礼物之类的。她很大方，这点你也知道。我不想让她蓬头垢面地待在街上。我希望她生活舒适，而且很安全。”
我差点叫出声：“一个照顾她的人？”但我没有。我前一刻还在怀疑，比尔找来照顾他患精神分裂症的妻子的很可能就是卡纳达。但此刻，我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算这笔账。“这些钱都要算在总数里。”
“是的。”他说。我以为他还会讲些其他的事，可他却不说了。
我一边等他接着说下去，一边又重新开始算那笔钱。按照比尔刚才所描述的，支付雷切尔的开销每月需要两千、三千甚至四千美元，包括房租、诊疗和药物的费用。那么一年就需要两万五千到五万美元。这可是笔大数目。
如果再加上霍华德牧师告诉拉乌尔的那笔费用，也就是卡纳达替雷切尔支付的参加婚礼的那笔费用——据我计算应该是个差不多的数目。又是两万五千到五万美元一年——
这笔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另外还有一大笔没算进去，因为比尔还要另外付给卡纳达一部分服务费。每年五万到十万，直觉告诉我，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比尔·米勒应有的承受能力。
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谈的已经是纳完税的了。
比尔想尽力解释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给妻子。“我的收入很不错。这么多年来，公司一直待我不薄，事业也发展得很顺利。如果去内华达工作，待遇还会更好些，但我不能去。我想我还是很幸运的。我和孩子只用掉收入的一个零头。我们生活得很简单，这样就可以了。我的车就比你那辆旧得多。”
比尔注意到我的车了？这不由让我一惊。
“雷切尔现在不接受诊疗？”我问。
“她不喜欢。”
“你没用过家庭健康护理服务？”
“我试过了，但雷切尔……很难照顾。这些年来，有些服务……似乎挺有效果，这几种我就同时用。这些符合她的需要。”他对我微笑了一下，很不安地咧嘴一笑。“就这些了吗？没有其他想问的了？”
“还没好，”我回答道。“我还有一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差不多。”
“问吧。”
“你和你隔壁的那个男人是什么关系？”
他点点头，“多伊尔？”
我立刻意识到他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而且一直都在等我问他。这也没什么奇怪，比尔曾两次看到我在多伊尔家溜达。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其实已经知道了房子的主人的名字，于是，我问，“他的房子是在你北面吗？”
“是的，那是多伊尔，我不太认识他。”
“不太认识？”
“我们做了大约……四年的邻居。但互相不熟。他一个人住，是个单身汉。他总是一个人待着，他在外面干活时我们也打过招呼。仅此而已。他有一次邀请我去看他的新瀑布和池塘，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可能是我们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了。感恩节前他搬走了，也可能在万圣节前就搬了。房子现在空着。不过这些你都已经知道了。”
我明知道他是在挖苦我，但我没有反唇相讥。“你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在什么时候？”
“我不明白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尽管我知道比尔·米勒难以理解是因为这些根本就与我无关，但我还是重申了那套“双重关系”的理论。不出所料，对我的解释比尔似乎不像第一次那样满意了。
他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声音变得很谨慎。“你和多伊尔……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吗？如果我是他的朋友，你就不能为我进行诊疗？是这样吗？”
“我无法透露当前患者的资料。在这一点上我想你会尊重我。你希望我能提供帮助。但在答应你的要求之前，我有责任确认没有任何障碍存在。”
“障碍？”
刚才我正一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无比焦虑，一边试图松弛紧绷着的神经，竟然愚蠢地用了这个词。但我还是坚持说，“是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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