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名字叫佛乐娜·艾蜜莉亚·乔丹？”
“是的。”
这个回答说出来时，她很快地清了下嗓子，想找出适当的音量高低。她没有看她两侧的法官或陪审团，两眼只盯着曲意奉承的韩特利·劳顿先生，而他正使出他的全副魅力。
“你是胡弥先生的机要秘书？”
“是的，那是——不是，我做他的秘书没有很久，我是说，他后来用不到秘书了，因为他离开了——其实，我在替他打理家里的事，这比付钱请个管家要好多了。”
“庭上和陪审团都很了解，”那位律师很诚心地说。她最后的几句话说得有点冲口而出，而他甚至更奉承有加，“我想，你们的关系非比寻常。”
“不对、不对，我们没有关系，我们……”
“我们相当了解，乔丹小姐。你和他在一起有多久了？”
“十四年。”
“你和他很亲近啰？”
“哦，是的，非常亲近。”
对乔丹小姐讯问的第一部分着重在提出和证明两封与玛丽·胡弥订婚一事有关的信函，其中一封是那个女孩写给她父亲的，另外一封则是她父亲给她的信。这两封信里，第一封乔丹小姐看过；而第二封，她解释道，是由她协助写成的。人的性格因此浮现。以她所写的信来判断，玛丽·胡弥很冲动、轻浮，还有点欠缺条理，就像你会由那天早上登在《每日快报》上那位两眼很宽的金发女郎照片上所得到的印象一样：可是她的天性中也有一丝很强烈的讲求实际的特质。艾佛瑞·胡弥则表现出他是个仁慈而谨慎的人，很喜欢卖弄学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想法似乎让他很开心：“我深信当我说将来我一定会抱孙子时，我想的并不是好多年以后的事。”
(这时候，被告席上的那个人脸色变得像鬼似地苍白。)
“——而我很确定的是。我亲爱的女儿，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切交付信托，留给我知道你将来会有的儿子：我也确信我可以期盼在你们所有人的陪伴下过很多年快乐的日子。”
现场有些不安的咳嗽声，坐在被告席的安士伟头微向前倾，看着他放在双膝上的两手。韩特利·劳顿先生继续讯问艾蜜莉亚·乔丹。
“你是不是记得胡弥先生就订婚这件事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吗？”
“记得，他一直不停地说：‘这是件很叫人满意的事。我再想不到有更好的了。’我总是说：‘可是你对安土伟先生了解多少呢？’他说：‘知道呀。他是个很好的年轻人：我认得他母亲，她很可靠。’或者是这一类的话。”
“换句话说，他认为这场婚事是已成定案的了？”
“呃，我们认为是这样。”
“我们？”
“大夫和我。史本赛·胡弥大夫。至少我认为是这样，我不能替别人发言。”
“现在，乔丹小姐，”那位律师说着，停顿了一下，“在十二月三十一号到一月四号之间，你是否注意到胡弥先生态度上有什么变化吗？”
“是的，我注意到了。”
“你最早注意到发生变化是什么时候？”
“在那个礼拜六早上，就是他过世的那个礼拜六。”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注意到的事情呢？”
在劳顿先生那具有催眠性的态度下，她现在已经够镇定了。她用很低但是能听得很清楚的声音说话。起先不知道两只手该怎么办：在栏杆上放上放下，最后下定决心紧紧地握在栏杆上。在她说到那封她协助写成的信时，她的两眼有种干涩的表情：她是在相当困难地强忍住泪水。
“事情是这样的，”她开始说道，“礼拜五那天说好了，史本赛·胡弥大夫和我要到索塞克斯去和玛丽的朋友们共度周末。其实是要去亲自向玛丽道贺。我们要开车下去；可是要等到礼拜六傍晚才能动身，因为胡弥大夫在圣普瑞德医院工作，要很晚才走得开。礼拜五晚上，玛丽从索塞克斯打电话给她父亲，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我必须把所有这些事跟你们说，因为——”
律师很温和地怂恿她继续说下去。“艾佛瑞·胡弥先生原本也打算和你还有那位医师一起去度周末的吗？”
“没有，他不能去。他礼拜天还有事，我想是长老会的账务问题什么的吧；反正他不能去，他说要向大家问好，而我们准备带玛丽和我们一起回来。”
“原来如此。那到了星期六早上呢，乔丹小姐？”
“到了礼拜六早上，”证人回答道，把压在她心上很久的事全说出来。“在早餐桌上，有一封玛丽寄来的信。我之所以知道那是玛丽来的信，是因为我认得出笔迹。我还奇怪她为什么要寄信来，因为她前一天晚上才和她父亲谈过话。”
“那封信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后来我们找过，可是到处都找不到。”
“告诉我们胡弥先生做了或是说了些什么。”
“他看完信之后，很快地站了起来，把信放进他的口袋里，走到了窗子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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