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我(一开始的时候)怀疑史本赛本人和谋杀案有关。啊？她用的是他的皮箱嘛。等到整个度周末的行李突然消失之后，史本赛也没追究——”
“他的确没有，”我说，“开庭第一天的下午，他还特别说什么他把那套高尔夫球装送到洗衣店去了。”
“呃，我假设他想必和谋杀案大有牵连，”H.M.不高兴地说，“而且可能是他和我们的朋友艾蜜莉亚一起策划这场大秀，史本赛小心地在医院里准备好不在场证明。我们现在把经过重建到艾蜜莉亚跑出了大门，开车到圣普瑞德医院去接史本赛；而那个情况看来大有可能。
“可是我当时坐在那里想着，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很烦心。她带着箱子离开了那栋房子，总不能再带回来吧——至少在那天晚上不能拿回来——以防万一有什么人感到怀疑，或者碰巧还在找什么打印台，她得想办法处理，而且要马上在最短时间里弄好，因为她必须直接到医院把史本赛医师接回来。如果她和史本赛是合谋行凶的话，你可能想到她应该把箱子留在医院里，他在那里大概会有个房间，或者至少有个他自己的储物柜吧。可是并没有这么回事。你们从我在时间表上所写的注记里就可以看到，大厅的工人看到她来，看到她带着史本赛开车离去，并没有拿箱子出来。那么箱子究竟到哪里去了？她不可能把箱子丢进大水沟里，或是送给个瞎了眼的乞丐，而要把一个装满了危险纪念品的箱子脱手(哪怕只是暂时的)却是非常困难的事。在她安排的时间表上所花的有限时间来看，只有一个办法。你到普瑞德街上的圣普瑞德医院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或者即使不知道也会有人告诉你，你一定会经过帕丁顿车站，箱子可以放在行李寄存处。这是无可避免的，孩子们，一定是这样。
“我在二月份里想到这件事，这还(可能是)有那点好运气。从发生凶案的那天晚上开始，艾蜜莉亚就一直因为发烧而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也始终没有出门，到那时候她也还没出过门，她不可能去把箱子取了回来，就像我说的。逻辑上说来，那该死的箱子一定还在那里——
“呃，我就像那个找马的笨小孩一样，去了那里；而箱子果然在。你们知道我是怎么做的。我带了我的老朋友派克教授和那个做杂工的桑克斯一起去。我希望他们可以证明我在哪里找到那些东西，同时也可以加以检查，因为我已经不能阻止这件案子上法庭了。第一，时间已经过了一个月。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们可知道我得跟有关当局说什么吗？我这个老头子(向来就不受内政部长或法务部长喜欢的)得大摇大摆地走进去说：‘哎，孩子们，我对你们有几点指示，我要你们中止起诉，原因是：艾蜜莉亚·乔丹在说谎，史本赛·胡弥在说谎，雷金纳·安士伟在说谎，玛丽·胡弥先前也说谎。简而言之，这个可恶的案子里，几乎每个人都在说谎，只有我的当事人说的是实话。’他们会相信我吗？你们两个笨蛋，好好地问问自己。我得让这群人都先宣誓要说真话；我一定得先有个公平的战场和武器，简而言之，我必须要有公理正义。这就是我的理由，也是我对这件事一直神神秘秘的原因。
“你们知道我是到哪里去找证人的，也知道原因何在。可是有件事始终让我很烦心，一直让我烦心到审判的第二天。那就是，史本赛·胡弥究竟和那件肮脏的行凶杀人有没有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我拿到了那只箱子。可是箱子从凶案发生的那天晚上起，就一直存放在帕丁顿车站里。哎，如果艾蜜莉亚和史本赛是共犯的话，她应该老早就会要他赶快去把箱子取回来，免得有哪个多事的家伙开箱看里面有什么吧？那一个多月里，她虽然发烧，却也没有不省人事啊。而一直到我去过车站的一个礼拜之后，才有一个男人——不是史本赛——到车站去，笨头笨脑地打探那个箱子的事。
“我有时候这样想，有时候又那样想：一直到开庭第一天的晚上，史本赛·胡弥逃跑了；还写了封信给玛丽，发誓说他亲眼看到詹姆士·安士伟行凶。这封信有种他平常引经据典说的话里所没有的真实感。可是我却知道那想必是个漫天大谎，到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透过这个案子，艾蜜莉亚·乔丹呈现的是一个单纯无辜的形象，而史本赛叔叔则代表了令人不齿的机巧形象。而史本赛叔叔最大的问题是，他实在过分天真了。十四年来，那个单纯而讲求实际的女人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相信，也许他会相信有他的道理吧。她告诉他说，她真的看到安士伟行凶，而他就相信了。如此而已，你们难道没注意到他所说的那些听起来很了不起的陈腔滥调，他都真的深信不疑吗？她的做法非常简单。她告诉他说她参与了艾佛瑞的小小计谋，拿了他的(史本赛的)箱子把酒瓶、酒杯以及其他相关的东西运走，她告诉他说她必须把那个箱子扔掉——她在供词里说是扔进了河里——而他只好承受损失。因为，如果有人在他的箱子里发现那些东西的话，他就会惹上大麻烦了。当然，关于十字弓的事连一个字也不提。结果史本赛就此闭嘴。他甚至为了不背叛她，连给玛丽的信里都不说他的消息并不是第一手的。我想我们对史本赛叔叔是真的看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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