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长终于愁云消散，释去了肩上的重负。
“说说情况吧！”
“我花了一整夜的时间研究那纸头，遗憾的是它辗转经过了很多人的手，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在上面去找指纹了。”
“我也没指望找到指纹。”
“今天一大早，我就到库波尔咖啡店去了，检查了所有的墨水瓶。您知道那儿房间的布局吧？隔成了好几间大厅，迎面是啤酒厂，到开饭的时候，一部分就成了食堂，再就是二层大厅，还有沿街的露天座，最后，在左手，有一个美式小酒吧间，那里是老主顾经常聚会的地方……”
“这我都知道。”梅格雷说。
“这封信就是用那间小酒吧的墨水写的。写字的人用的是左手，但他又不是左撇子，而是一个熟悉左手书法，字迹又很象左撇子的人。”
寄给《哨音报》的那封信，还放在莫尔前面的滤光玻璃板上。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寄信人是个知识分子，我担保他掌握了好几种语言，说得流和，写得也好。现在我想搞点儿字相学，但是这可就要脱离精密的科学了。”
“说下去吧！”梅格雷催促他。
“好！或者我是大错特错，或者，在我们面前，是个极特殊的人物；他的智力远远高出常人，然而却又是最混乱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毅力和懦弱、冷静和激情的混合体。字是男人的笔迹，但是我也记下了一些笔划有明显的女性特征……”
莫尔谈到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兴奋得脸色微红。梅格雷情不自禁地微笑了一下，使这位年轻人有点局促不安起来。
“我知道，这一切都还不清楚，要是一个检察官，他是不会把我的话听到底的。可是，探长您瞧，我敢和您打赌，写信的这个男人得了重病，而且他自己也知道。如果他用右手写那封信的话，我会向您提供更多的情况……噢，我还忘了一个细节，信纸上有几个脏点，可能是印刷时弄上去的，然而不管怎么样，其中有一个是一滴加奶咖啡。纸的上端已经裁掉，用的不是一把刀，而是象匙子一类的圆东西我开的。
“换句话说，信是昨天早上在库波尔店里的小酒吧间写的，出自一个喝着加奶咖啡的顾客之手，这个人可以流利地说好几种语言。”
梅格雷站起来，和莫尔握了一下手，低声说道：
“谢谢你，小伙子。请把那封信还给我好吗？”
他一边咕哝着向在场的人告别，一边走了出去。门又关上了，这时候有一个人不无感叹地说：
“不管怎么说，这一下打击可够重的了。”
莫尔是公认的梅格雷的崇拜者，他盯了那个说话人一眼，这就足以使那人闭上嘴巴，继续搞他的分析去了。
十月的鬼天气使巴黎的面貌变得阴郁暗淡：象弄脏的天花板似的天空映着刺眼的光。人行道上残留着夜雨的痕迹。
过往行人对于即将来临的冬天还不很适应，都锁着双眉，流露出不愉快的样子。
市警察局里，通宵达旦都在打印通缉令，然后再由公务员送往各处警察局，电寄所有的警察队、各路关卡和车站警察所。
这样，人们所遇到的一切警察，不论是穿制服的治安警察，还是公共场合的便衣警察，无论地方警察或是风化警察，他们的头脑中对犯人的外貌都有一个相同的印象，再密切观察所有的人，希望在这里面找出那个人来。就是这样，从巴黎的这头到那一头，直到郊区，警察对所有来往游荡的人，都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在边境的火车上，旅客们受到的盘查要比平时仔细得多，这不能不使人觉得惊奇。
到处都在搜捕桑德监狱的越狱者、塞纳重罪法庭已宣判死刑的囚犯约瑟夫?厄尔丹，他是在西唐盖特同便衣警察迪富尔遭遇后，经过一场搏斗又逃脱法网的在逃犯。
“在他逃脱的时候，身上还剩有二十二法郎左右。”梅格雷起草的通缉令上这样写道。
探长独自一人离开法院，连奥费弗尔滨河街他的办公室都没去，径直乘公共汽车奔巴士底而来。在舍曼一威尔大街的一座高楼的四层楼上，他按响了门铃。
屋里充溢着碘酒气味，中间还夹杂着一股炖鸡的香味。一个还没来得及梳洗的女人说道：
“啊！他看到您一定会很高兴的！”
便衣警察迪富尔在屋子里躺着，神色忧虑不安。
“怎么样，老兄？”
“还可以吧……落下伤疤的地方怕是不会长头发了，以后我可能得戴假发了……”
梅格雷又跟在实验室一样，踱起圈来，好象不知在哪儿落脚才好。最后他喃喃说道：
“你埋怨我吗？”
迪富尔的夫人还很年轻漂亮，她站在门框旁边说：
“他能抱怨您吗？打早晨起，他就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他惦记您怎么才能从这件事中摆脱出来……他还让我上电话局去给您打电话。”
呆了一会儿，探长说：
“我走了，过两天再见。但愿这一切会好起来的。”
虽然梅格雷住在离这儿只有五百米远的理查一勒诺尔大路，可是他并没有回家，却信步走去，因为他需要走一走，需要有一种置身在人群之中的感觉，他想和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擦肩接瞳地挤在一起。就这样，随着人流，他漫步在巴黎街头，往前走去。在他脸上从早晨就出现的，那种小学生当面受斥责的尴尬面容，也就逐渐消失了。梅格雷的眉宇间露出了坚毅的神色，他又象在心境愉快的时刻一样，一袋接一袋地吸起烟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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