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公平，彼得，那是肮脏的。他对这个国家做的事已经够多的了。”
可布伦特知道他是不能拒绝我的要求的。他写了信，但使他感到欣慰的是，普利兹拒绝了我的要求。
沃森就像普利兹一样，有某种东西使布伦特对承认他与沃森的关系感到坐立不安。他承认同朗，同斯特雷特以及其他人的关系时并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一种想尽力保护他们，尽力否定我们对他们的活动所掌握的情况的一种深深的渴望。此外，这还是一种企图躲过交待这一关的渴望。我想，他害怕被他们看出是个告密者。
有一天晚上，我开车到科道尔学院去接布伦特，然后开着车去了布朗饭店。帕特里克
#183;斯图尔特已经为我们在那里订了一个房间，并和沃森在那里等候着。布伦特极度紧张不安。
“我希望你能给我来点什么喝的。”他在我们到达饭店时这样说。
他和沃森都紧张地互相打了招呼，生怕在帕特里特和我面前流露出任何热情。沃森十分虚弱，就像一个刚从医院里出来的人。最后经我们劝说，他又讲了一遍与俄国人交往的故事。在审讯室里，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可在布伦特面前讲这个故事就显得可笑了。
他们两人都用了大部分时间来谈剑桥，谈奥托，谈在三十年代把立场移往左边。我感到惊奇的是三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积极性结束时的那种奇特的方式：在一个饭店的房间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一瓶金酒。他们想要改变世界，但却以改变自己而告终。
“我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阿利斯特。”布伦特说，“我已经坦白了，”他继续说，“我还在这里，你不必担忧。”
可沃森根本不听布伦特的恳求。他们的谈话自相矛盾。沃森无法自持地嫉妒布伦特，显然从三十年代起一直如此。然而，这种嫉妒只有在他喝多了酒之后对他的朋友进行攻击时才暴露出来。对他来说，背叛变节仿佛已经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他的一生已经败下来了，于是更加有兴趣地谈论著这一步是在什么地方走错的。
“你如此成功，安东尼，可正是我才是剑桥的伟大希望。剑桥是我的整个生活，”他说着竟快要落泪了，“但我不得不参加秘密工作，而它却把我的一生都毁了……”
布伦特离开了桌子，焦虑不安，处境窘迫。他走到在房间另一头的酒柜前。他差不多已经喝了整整一瓶金酒了，可仿佛还想喝。我走到他面前。
“怎么样……？”我问。
布伦特站在那里，他的双肩由于紧张而往下垂着。
“我想你是对的。”他说，眼睛闪烁着冲动的光芒。“我想他一定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可我从来没有招募过他，盖伊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招募过他。”
金酒喝完了，布伦特为他自己倒满一杯雪利酒，并加了一点苏打水。他一饮而尽。
“有时，”他说，“我想进监狱会更舒服。”
维克托和特斯
#183;罗思柴尔德在D 处三科调查三十年代的事上一直给予了帮助。他们两人对这一时期的人际关系和那些暗藏的关系都了如指掌。他们常常能够安排那些与“五人集团”有关系的人同我见面，否则这些人是不情愿这样做的。维克托还为我安排了一系列重要的引见。譬如，在沃森案件之后，令我入迷的问题之一是，除了沃森以外，其他的科学家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曾经是招募的目标。伯吉斯、布伦特、菲尔比和麦克莱恩都受过第一流的教育，我怀疑还有没有别的小团体也被招募，譬如像蜚声全球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
我的怀疑落在了著名的苏联科学家彼得
#183;卡皮查——俄国原子弹之父身上。卡皮查在二十年代由英国皇家学会资助来到剑桥，他在剑桥建立附属于卡文迪什实验室的蒙德定律温度实验室。卡皮查一直同苏联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看见他多次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俄国的情报官员。到了三十年代，苏联鉴于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坚持让卡皮查回苏联工作，并被允许携带他所有的设备回国。他在大战前后都一直与英国的科学家们保持着联系，常常在莫斯科郊外他那设施齐全的别墅里接待那些来俄国的科学家。多年来，军情五处内部流传着卡皮查以他的慧眼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发现了他可以招募的对象这种说法，可始终没有人对这个说法进行过探究。没有人知道这些招募对象是谁，或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卡皮查的招募是否成功了。这又是一起无头案，只得留在档案里让人们怀疑和猜测。
只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卡皮查，他就是阿德里安勋爵。阿德里安与卡皮查很友好，在剑桥时就有联系，他是在卡皮查还没有离开英国时认识他的。六十年代时，阿德里安曾任剑桥大学校长和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维克托很快就安排了一次晚宴，使我能在晚宴上与阿德里安见面，然后再不知不觉地引他谈到苏联科学家这个话题。
阿德里安完全愿意合作。他十分理解我们对卡皮查的怀疑，尽管他非常敬佩卡皮查的成功。他—一举出了那些同卡皮查特别接近的人的名字。我的黑皮本上的名字又增多了，又有更多的名字需要到档案室去核实，更多的人需要去追查、会见、估量、澄清，也有个别的人需要从秘密岗位上调离。所有这一切终究是为了保证不使任何一个人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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