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特里案件开始于一九六三年。“费多拉”指控说，克格勃在英国的一个核研究集团内部有一个专搞理论情报的外国人，他只是在最近的一两年当中才频频活动。这说明叛逃者戈利金并不知道他，因此就大大缩小了嫌疑分子的范围。我们在走了几步错棋以后，把调查集中在叶赛普
#183;马尔特里身上。此人于一九六二年秋从欧洲原子能机构来到考尔汉姆实验室，可马尔特里并没有被允许去接触机密的原子材料。调查还在继续进行。就像霍顿在朗斯代尔案件中一样，马尔特里可能是在波特兰时通过一个能接触到机密的女友来获得机密，因此他想获得他无法接触到的机密，也是完全可能的。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并未获得能够证明马尔特里能接触到机密的任何证据。在搜查他在考尔汉姆的办公室时，我们在他书桌一个带锁的抽屉里找到了有关会晤的材料。当时马尔特里到欧洲度假去了。他刚一回来，就在南边机场被带走了。特别处对他进行了盘问，查明了他认识的一个叫卡尔别科尔的苏联人。他有一张标明安排会面的地图。结果通过搜查他在阿宾顿的住处，发现了一个隐藏装置，里面放有几本微型一次性密码本，同朗斯代尔的那种密码本一样。有一本密码本的一页中的一部分显然已经被用过。还发现了一本日记，里面详细说明了如何把字母，当然还有词汇变为数字的坐标格，以便用一次性密码本来把电文变成密码。
霍利斯召开了一次很长的会议，来决定如何采取行动。米切尔也出席了会议。关键的因素是没有发现证明马尔特里接触过机密或向一个外国人传递机密的证据。“公务机密条例”中的确有一条规定，准备从事间谍活动就是犯罪，但即使证实马尔特里是在准备从事间谍活动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没有证据表明他同外国人有秘密联系。政府通讯总部只能证明那些密码本与间谍们用来与他们的俄国主于进行通讯往来的密码本相似，可是与朗斯代尔案件不同，它们不能证明马尔特里确实那样干过。但人们常常不能意识到，正是通讯总部在朗斯代尔案件中的证词才保证了对被告们进行判罪。没有这种证据，朗斯代尔和他的合作者就会逍遥法外或被减刑。
我作为军情五处的信号专家在会上向上级指出，军情五处所掌握的证据甚至不足以证明马尔特里向外国人传递机密的动机。而安全局的法律处却坚持要用“公务机密条例’中那条“准备行动”的规定来套马尔特里，井以此作为一条有效的理由来进行起诉。在场的职业反间谍官员都非常吃惊，霍利斯和米切尔居然敦促对马尔特里进行起诉。结果检察总长果然提起公诉，使军情五处蒙受了不少损失。
甚走到了今天，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马尔特里案件要进行下去。我只能记得这个审判日子——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这是米切尔案件处于高潮的时候。很显然，如果这时把军情五处的反间谍部分除掉，那正合俄国人和霍利斯的想法。
这里还有一起应该考虑的案件就是弗兰克
#183;博萨德案件。一九六五年初，投*联邦调查局的格鲁乌间谍“大礼帽”，提供了英国物资供应部绝密文件的照相复制件。这是有关导弹武器方面的材料，涉及到美国的高级机密，嫌疑分子的范围很容易就缩小到几个人身上。我们用了所有的监视方法把这几个嫌疑分子都控制起来了。我们发现，嫌疑分子之一的博萨德偶尔在午饭时间到滑铁卢车站的左边行李房去取一只箱子，然后又去一家在布鲁姆斯伯瑞的饭店，用假名在那里为自己订一个房间。他独自一人在那房间里呆上半个小时。离开房间时，他就把那箱子送回左行李房，然后又回去上班。军情五处不久便把那只箱子从滑铁卢拿走了，发现里面有几架文件复制照相机，几盒胶卷和两张灌有八首俄国歌曲的唱片。这几首俄国歌曲的详细内容被复制下来。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用照相机翻拍复制下来，然后再放回箱子原处。箱子又被送回到滑铁卢车站。我给通讯总部打了个电话，把唱片记录下来的详细内容告诉了他们。政府通讯总部只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查明了其中五首歌曲是用俄国发报机传送过来的，通过方位搜寻，发现这台发报机是在莫斯科地区，是一种俄国情报机构使用格鲁乌的发报机。
我们决定在博萨德下次从滑铁卢车站取出箱子并带着它到饭店去的时候逮捕他，时间是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那天他是在翻拍绝密文件时被抓获的。面对军情五处知道记录下来的五首歌曲内容这一事实时，他承认他为了钱而为俄国人提供秘密文件的照相复制件，他把这些复制件放在死信投递信箱，如地铁一类的地方，然后通过同样的渠道取回钱。在被俄国人招募之后，他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只见过一次俄国人。他说发报机播发过来的歌曲是说明哪一个死信信箱可以去投递，哪一个信箱不能再使用。军情五处掌握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证据，并依照第一节条文规定提起公诉。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博萨德被判处二十一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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