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利金叛逃过来的时候，这种政策更加强化了。所有保护叛逃的措施都被批准了。这些措施首先是巨额报酬，也包括其他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的特别行动，牵涉到一个叫谢尔盖
#183;格里高文（化名）的克格勃高级官员。这次行动表明了我们准备干到什么程度。格里高文在丹麦工作过，丹麦情报部门例行将他的身份告诉给我们，因此我们对格里高文这个人早就知道。他们还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他个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他有喜欢同女人混在一起的名声。情况报告分发到D 处四科，即D 处的间谍管理科，并指示他们对格里高文的不检点行为加以注意，因为他的妻子留在莫斯科。
任何俄国人，尤其是一个克格勃的官员，在西方同女人接触时，如果被克格勃安全处，即“SK”抓住了，那么他就遭殃了。格里高文这起案件是完全有这种可能性的。一年以后，D 处四科的一个反间谍官员得到了第一份密告情报。他的一个间谍，《每日镜报》的一名高级负责人，常常习惯性地同格里高文在宴会上见面。这位负责人的女朋友说格里高文与一位朋友的关系暧昧，这位朋友是她介绍给格里高文的。D 处四科在同D 处一科行动科一起开的周会上提出了这件事，会上同意对这件事的事态发展作进一步的监视。这位反间谍官员奉命鼓励他的间谍注意这起正在发展的罗曼史。
最后，格里高文同那个姑娘结束了那种关系。当他再次碰到那个给他介绍女朋友的女人时，他问她是否还认识其他的女朋友。D 处一科立即意识到我们的机会到了。如果我们把是自己人的姑娘介绍给格里高文，那么我们就会在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上来开始展开一次引诱行动。这个计划呈递给了琼斯，他同意了，尽管这次行动对外交部也要保密，因为他们叮能会找借口把这次行动否定掉。D 处四科奉命找一个适合这项工作的女人。他们有一批高级应召女郎，专门用来引诱对方的，最后成功地在宴会上介绍了一个女郎给格里高文。他彻底地吞下了诱饵，并很快就同这位女郎发生了关系。
事情开始走向高潮。他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我们分析了各种可能性。从监视中看见，格里高文显然纯粹是为了性才对那个姑娘感兴趣的，想动脑筋打动他的心弦是完全没有机会的。这必须进行当机立断的引诱行动。
一次叛逃的各种计划是很复杂的，需要用若干星期来准备。首先要租一间房子，安装上双面镜和照相设备，然后安排好保安室和交通工具，以便保证格里高文决定叛逃后的安全。他有一个家在莫斯科，我们对这些情况都进行了核实，以便在他跟我们讲价钱时把他的家属也偷运出来。
这一天终于来了。D 处一科的科长亲自负责这次行动，格里高文和那姑娘来了。我们拍了十分钟的床上镜头，D 处一科的人和军情五处两名壮实的官员用莱斯利
#183;贾格尔的一把钥匙打开了门。
“有一个是我们的人……”一科的人说，那姑娘被迅速推出门外。
格里高文在这一时刻像是不知所措。一科的人指着镜子，这个克格勃人员向镜子里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明白了。
“我是个外交人员，”这个俄国人说，“我要求同大使馆联系……我有外交护照！”
他试图伸手过去拿他的裤子，我们的一个人把裤子踩着了。
“这可不是外交人员的行为，”一科的人说，他弯腰捡起内裤，把它扔给那个赤身裸体的俄国人。然后他又谈到正事上。
“让我们面对事实吧！你完了，格里高文。如果他们发现了，会把你遣送回去的……”
他沉陷于思考当中。
“你看来似乎更适合在西方。我们知道，我们调查核实过。在美国四年，在丹麦三年。现在伦敦，你反正不想回去，对吗？你为什么不投奔过来？我们会照顾你的。还有丰厚的养老金。你会很安全的。”
俄国人摆了一下手，拒绝了我们提出的条件。他再次要求同大使馆通话。
一科的人用了两小时试图说服他，并告诉他要考虑未来。他将被剥夺一切特权，丢人现眼地被送回莫斯科，在单调枯燥的西伯利亚边区村落度过自己的生涯。再也没有外汇收入，再也没有海外津贴。
“我是个外交人员，”格里高文不断这样说，“我要求同大使馆谈谈。”
他就像第二次大战中被俘的飞行员，只会背诵他的姓名、级别和编号。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士兵，最后我们意识到他不会叛逃。我们把衣服还给了他，然后把他丢在肯辛顿公园附近的人行道上。数月的计划，数年的耐心等待全都白费了。
第二天早晨，一个匿名棕色包送到俄国大使馆，交大使亲收。里面装有格里高文在床上的一些照片。当天晚上，特别处看到那名克格勃人员被押送上了一架飞机。我们送了一份报告给军情六处的莫斯科分站，建议他们注意他，以便在他又想通了的时候设法进行联系。但我们再也没有听到有关格里高文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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