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尔波茨当上了反间谍处的头之后，我以一个“流畅”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跑去找他，问他是否打算支持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联合调查埃利斯案件，以使此案最终了结。他去找了怀特，怀特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和军情六处反间谍处的一个名叫邦尼
#183;潘切夫的年轻反间谍官员一道开始工作。
埃利斯一案中的真正困难，是要想法确定他是为德国人工作还是为俄国人工作，或者是同时为两国工作。早些时候，当我们追踪战前窃听希特勒同里宾特洛甫之间通话行动的记录时，我们证实了德国情报局官员所叙述的故事。当时负责整理窃听记录的官员就是埃利斯。问题是他在向彼得洛夫提供情报时，是否知道他是一个俄国间谍，还是以为他只是为德国人工作。
最初使我确信埃利斯始终是个俄国间谍的，是德国情报局官员分发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谈到了彼得洛夫在英国情报机构里的内线是埃利斯上尉。这份报告照常规送给了反间谍处的金
#183;菲尔比。他在页边的空白处草草地写下：“这个埃利斯是谁？NFA 。”意思是“到此为止”，然后把它埋进了档案夹。当时埃利斯的办公室在走廊上和他只相隔几个门。依我看，一向目光锐利的菲尔比发生这样的疏忽，是最值得怀疑的。
在菲尔比和埃利斯的工作经历之间存在着许多有趣的联系，这只是其中的一例。在菲尔比受到怀疑后的一年内，埃利斯申请由于健康原因提前退休。他旅居澳大利亚，担任了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处——澳大利亚收集海外情报的机构——的顾问。一个澳大利亚人向他汇报，贝利亚的亲信弗拉基米尔
#183;彼得洛夫选择了留在西方而不想去莫斯科碰运气，即将叛逃。一听到这消息，埃利斯几乎是立刻返回英国并和金#183;菲尔比接头，尽管莫里斯
#183;奥德菲尔德特别警告他不要这样做。没有人知道他们讨论了些什么。但从这天起，彼得洛夫在澳大利亚受到了怀疑。当他觉察到他在苏联大使馆的保险箱让人撬开过之后，他立即把他预定叛逃的时间提前。在莫斯科派来的那两个克格勃壮汉带他回国的前两小时，他机警地逃脱了。埃利斯急急忙忙地离开澳大利亚的原因一直不清楚。但我总是设想，他认为那个即将叛逃的彼得洛夫就是那个在二十年代同他交往的冯
#183;彼得洛夫，而后者知道他叛变的秘密。
我们查看了他的战时档案。他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里被称为“无畏的人”的史蒂芬森爵士的副手。美国的“维诺纳”的一些材料清楚地表明，苏联操纵着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内部的一帮间谍。但尽管我们绞尽脑汁地试着把埃利斯和每一个代号对号，也始终无法确定他到底是哪一个。
我进一步回溯到战前时期，搜寻埃利斯和苏联来往的更确切的线索。当时我正在研究战前时期，把它作为D 处三科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重读了伊丽莎白
#183;普里茨基的自传《我们的自己人》。这本书写了她作为卢德维克#183;普里茨基妻子的生活经历。卢德维克
#183;普里茨基也叫伊格纳斯
#183;顿斯，是“伟大的非法者”集团中的一员。他曾在苏联格鲁乌四局的指挥下同彼得洛夫一起工作过，在他拒绝前往莫斯科并且叛逃后被暗杀。我第一次读这部书时用的是英文译本，但这次我研究了它的法文原版。我找出了英文译本上没有出现的一段很不寻常的叙述。伊丽莎白
#183;普里茨基说，在二十年代末期，卢德维克有一个位居英国情报部门上层的间谍。
一九六六年，我去巴黎走访普里茨基夫人。这位相当厉害的夫人，对关于她丈夫过去事情的回忆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并且，对所有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都心存怀疑。我绕着圈子说了一通之后，提起了她书中的那一段话。我壮着胆试探地说，她一定是把日期搞错了，大概这个间谍是菲尔比吧？她变得相当恼火，吵吵嚷嚷地说我无知。
“那不是菲尔比，”她急促不安地说，“卢德维克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间曾在阿姆斯特丹指挥过这个间谍，那时菲尔比还在军校念书呢！”
“你能认出这个人吗？”我问道，掩饰着我的兴奋。
她开始推诿。她对我说，她现在仍然忠实于“自己人”，决不会告密。
“哦不，”我告诉她，“不是那么回事，我们需要了解这事只是为了充实档案。”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二十张照片。有些是假照片，另外一些是她丈夫的同事的，其中有一张是埃利斯二十年代中期的照片。她挑出了所有她认识的人的照片，埃利斯的也在其中。
“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她对我说，“但我肯定这是个熟人。”
我乘公共汽车离开巴黎直奔阿姆斯特丹，去见一个叫皮克太太的女人。她是荷兰人亨利
#183;皮克的遗漏。亨利#183;皮克曾以一个苏联的非法者的身份活动，战前在英国招募了几个间谍，其中包括在英国外交部担任译电员的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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