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当你跟随作者进入军情五处那个神秘世界的时候，你会看到更多，其斗争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常常超出你的想像。首先，你会了解到各种各样的窃听技术和窃听行动。比如，代号为“森林之神”的共振话筒，可以窃听到“说话声，甚至连钥匙在锁孔内转动的声音都一清二楚”。“唱诗班”行动是针对俄国人的，赴俄国领事馆隔壁房子在装修的时候在共用墙壁上安装探测话筒。而在加拿大策划的“蚯蚓” 行动进展更加顺利， 重建俄国大使馆的建筑承包商已经被争取了过来，“我”得以放手在里面安装有线话筒。后来的“老鼠”行动是在俄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内安装话筒。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窃听行动技术上都很成功，但都没有窃听到俄国人什么有用的情报，似乎俄国人早有防备。后来，“我”转向用技术手段窃听俄国的密码机的情报。代号“咽吞”的行动，就是针对俄国密码员每天早上都要对密码机进行调整这一情报，采取窃听把新密码放进去的声音的方法，利用这些声音来确定密码机的“核心位置”，这样就有办法破译密码，最终获得了成功。这一行动后来使“我们”在整个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读懂了埃及驻伦敦使馆的密码。“筏夫”代表了一个新的发现，证实了俄国人在监视我们监视队的频率，证实了我们的监视通讯系统已经成了俄国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情鸟”行动便是针对俄国的监视而改变监视队的原有频率。后来的“栅栏”行动取决于一个天才般的设想：“任何一台密码机，无论它是多么复杂，总归得把一份清楚的电文编成密码和一系列任意排列的字母。在五十年代，最先进的密码技术是把电文打进电传打字电报机里，电报机又与分开的一台密码机相联，编成密码的电文咔嗒嗒地从另一端输出。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取决于彻底的屏蔽。如果密码机和电文输入机之间没有进行电磁屏蔽，那么，未编成密码的电文的回声就可能与编成密码的电文一起从输出线路上传出。如果使用相应的放大器，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把这种‘幽灵’电文区别出来，并读懂它的内容。”“栅栏”行动后来成功地监听到了法国的高级密码情报。除了作者采用的监听和反监听之外，反间谍则还采用“喂银餐”和“喂鸡饲料”等方法，还有著名的“维诺纳”密码破译法。而秘密情报工作采用“密写”、“微粒技术”、“死信投递”等方式。这些秘密手段真是让人大开眼界。高科技与科学家智慧的介入，开辟了情报工作的新领域，他不仅使作者所在的军情五处的谍报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也彻底改变了我们传统观念中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图景，这一切带给人的新鲜感和震撼力是非常强的。
由于这些行动收效不大，“我”终于怀疑俄国人在反窃听这个情报源外，还有“两条腿的情报源”存在，于是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寻找这个“两条腿的情报源”。在此之前，没有人对英国情报机关内部被渗透的情况作系统的调查，可一旦调查起来，其结果是触目惊心的。种种迹象表明，军情五处已经遭到苏联非常广泛的渗透，以至于俄国人都没有在英国设专门的谍报人员。俄国人不仅掌握了英国每一次行动的计划， 而且据说已经成功地渗透了高层。 现实促使“我”建议成立一个代号为“流畅”的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从供词和叛逃者那里得到的有关英国情报机构渗透问题的全部材料。这个委员会后来成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我们识别出了‘五人集团’的每一个成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员和联系人。我们知道了‘五人集团’在不同时期是怎样开展工作的，他们的通讯方式是什么。他们依*哪些人工作，到什么地方去请求援助。我们查出一个一直未暴露的间谍沃森，俄国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一年的最重要的惰报源普罗克特以及在牛津的新的间谍集团”。但是，这些说得上是伟大的成就始终不能掩盖一个最大的嫌疑，这个嫌疑是指向军情五处的最高层领导——局长霍利斯的。有种种证据：叛逃者的招供、以前窃听行动遭致的失败，以及“我”在内部调查中遭到的种种阻碍，比如他“长期以来拒不承认我们的情报机构有被渗透的可能性”、“不愿批准在米切尔案件中使用技术装备”。“拒绝批准审讯”、“在迫于压力之前始终拒绝向美国方面作出通报”等，都在暗示着霍利斯有逃不过去的嫌疑，调查米切尔未果更进一步加重了对这个的嫌疑。可是，霍利斯又是位高权重的高级情报官员，对他的怀疑不得不慎之又慎。作者这时候真的是“孤立无援”，需要“独自信守机密”了。直到霍利斯退位，新局长马丁
#183;琼斯上任，对霍利斯的审问才得以进行。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审问，老练的霍利斯应对自如，说清了自己的嫌疑，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霍利斯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滑走。
客观地看，作者的窃听和调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留下了数不清的遗憾。在我看来，这些遗憾已经不是出于个人能力水平的限制，而是和当时国内的气候，以及谍报工作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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