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除了在加拿大发生，在澳大利亚也发生过一次，那次叫“老鼠”行动。一九五七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局长查尔斯
#183;斯普赖爵士访问伦敦。他所领导的这个组织专门为澳大利亚在国外收集情报。斯普赖打电话来，说他想见我。他曾一度是个外表洒脱的人，有一对大眼睛，留着小胡子，工作的职责和追求享乐使他有点华而不实。一九四九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成立时，他就开始出任局长。在这之前，他是澳大利亚军事情报处处长。但他有决心成立一个类似于英国安全局一样的正规安全情报机构，他同那帮号称“墨尔本土地之神”的官员一起，到处为此游说。这帮官员与他有着共同的语言。斯普赖挥动他的铁拳，掌管着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达十九年之久，成为战后情报界的显赫人物之一。可是到了他事业的后期，开始与他的部下们脱离疏远，对整个组织的控制也就松弛了。
斯普赖很喜欢访问伦敦。三十年代时，他在印度的陆军部队里服役，防守开伯尔山口。因为有着同样的背景，加之对军人和绅士所具有的性格风度的观点相同，他在英国情报界拥有许多讲究加入各色各样的俱乐部的朋友。他并非等闲的糊涂之辈。他一见到我，便打开窗子说亮话。他对我说，他刚去过加拿大，特里
#183;格思西建议他找我谈谈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打算对俄国人安装窃听器的事。他解释说，自从报纸报道了彼得罗夫夫妻双双叛逃的事以后，俄国就同澳大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并把他们的大使馆委托给瑞士管理。彼得罗夫夫妻俩原是俄国驻堪培拉大使馆的机要室工作人员。前不久，俄国人试探着打算回来。在俄国人住进使馆之前，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想在使馆里安装一只窃听器。在研究了计划之后，我劝斯普赖装一个“森林之神”，并把设备示范给他看。木制框格窗的框架是安装“森林之神”的最为理想的地方。我为此派了一名助手去澳大利亚监督安装的细节。安装工作顺利完成。我告诉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在一年之内不要启用它，以防万一被发现，因为俄国人在重新住进这幢楼的最初几个月，有可能使用探测器来探测使馆建筑内部是否有微波。“老鼠”行动与“蚯蚓”行动一样，在技术上是相当成功的，可是照样没有搞到一点情报。克格勃人员那间房间的每一个响动，翻动报纸的响声。写字时的笔画声都能听到，可里面的人却从来不说一个字。“老鼠”行动也告流产了。
五十年代，人们对军情五处的要求之多，简直难以满足。军情五处的人力和物力显得特别紧张。为此，有个别的官员实在无法承受那样的工作压力，尤其是A 处二科的人，因为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行动，更是受不了。一次行动完结了，又来了一次行动，简直没完没了。我办公桌上堆着的计划、地图、简报和技术报告等，令我感到手忙脚乱。任何时候都很难弄清楚哪些行动结束了，哪些行动还处在筹划酝酿的深谷里。即便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收集情报也是一件令人伤透脑筋的事。但是每一个职业情报官员，在脑海里总会留有一席空白给那些值得他回忆的往事片断。这些片断由于某种原因而向他们摆出了一个个未能解开的谜。 “唱诗班” 行动、“蚯蚓”行动、“老鼠”行动等，都聚集在这一席空白地里，被眼前行动的生动局面所掩盖。可是它们并没有被遗忘，直到若干年以后，它们又浮现出来，并产生着新的意义。
情报这个行当，是非常孤独冷寂的。当然也有同志般的忠诚与友谊。可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你总是孤立无援的。你得独自恪守机密，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总是处在极度的紧张状态中，总是离不了同事们的帮助。但是你总在不断地向前迈进，或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或从事新的活动。每走一步，就从中获得新的机密，而与过去的旧机密一刀两断，与别人接触尤其是与外界联系的机会很少，因为你所从事的大多数事情是不允许让外界人士知道的。由于这个原因，情报部门所用的人很多。这是情报这种职业的本质的一部分，干这一行当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在我事业的初期，我曾遇到过一个人，他在英国情报部门的遭遇，骤然把这种职业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一虚伪的面纱揭去。事情还得追溯到我为布伦德里特的委员会研制共振装置上来。当时我花了大量的访问进行研究，让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如烟灰缸、装饰物等发出反抗经过一定的加工，这些物体在接受到某种频率的无线电微波辐射时，是可以有反射的。如果能研制出一种完美的系统，将会产生较好的效果。这些物体本身不装发报机或接收器，也就不易被人发现。一九五六年，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一些产品的样品，决定在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进行试验。
当时军情五处有个情报员叫亨利
#183;柯比，是个宪兵，他常常和俄国外交人员交往。这个计划很简单，由五处设计一个加过工的并可以反射声音的装饰礼品，让柯比把它作为一件礼品送给俄国大使。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俄国大使可能接收什么样的礼品，并把它放在书案或办公室里显眼的地方。马尔科姆#183;卡明建议我去找军情五处的一位反间谍专家克洛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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