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晨我们开机时，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一台俄国接收机已经在用新频率监听了，但不是在领事馆，而是在肯辛顿公园里的大使馆里。我们又步入了迷宫。要么这台接收机是从上个星期就在搜索监视队的新频率，只是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了领事馆而没有察觉；要么就是有人在上个周末把新频率的事捅给了俄国人。可是我们认为前者不大可能。
我和负责反苏联间谍的考特尼
#183;扬把整个调查过程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决定再进行一次试验。如果有人走漏风声，我们大家都会猜到这个人一定藏在监视队或其配套机构里。我们决定耍一个花招，行话称之为“喂钡餐”，也就是故意泄漏一点很重要的情报，如果确有两条腿的情报源存在，他肯定会把这个情报传递给俄国人的。
考特尼
#183;扬此时正在负责一件双重间谍案。这个间谍的代号叫莫罗，与俄国海军武官卢拉柯夫海军少校有联系。我们决定采用一项直截了当的方案，我们把莫罗案件告诉了监视人员，仿佛他是一个真间谍似的。我们对他们说，特别处已经接到指示，将在第二天当莫罗在汉普斯特与卢拉柯夫碰头传递秘密文件时逮捕他。监视队要对莫罗和卢拉柯夫进行全面的监视。我们猜想，如果监视队内部有叛徒，他就会通知俄国人，俄国人要么不让卢拉柯夫去接头，要么通过某种方法去警告莫罗。
事实上，卢拉柯夫按时去接了头。他在汉普斯特德希斯附近的一条僻静的街上进了莫罗的汽车，并迅速和莫罗交换了包裹。两个人当场被捕。卢拉柯夫向我们亮出他的外交人员证件，然后被释放了，此后不久他便离开了英国。我们对莫罗的指控也就悄然撤销了。
乍看起来，卢拉柯夫一莫罗事件似乎证明了没有人渗透到我们内部来。可是，就像过去的每一次试验一样，这里面有令人忧虑的不一致性。
从过去的监视材料中看出，卢拉柯夫在与对方接头时所作的准备工作上是极有耐心的。过去他去赴约时，总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在伦敦街上兜圈子，乘了出租车，又换乘公共汽车，进出地铁和商店，最后才去碰头。可这一次，他只是直接离开办公室，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去了约定的地点，甚至在汽车内的灯亮着的情况下交换包裹。任何对俄国情报部门熟悉的人都知道，这些举动完全是令人费解地偏离他们正常的职业方式的。
一九五八年底，我针对调查蒂斯勒揭发的全部情况写了一篇长长的报告，并把它交给了霍利斯。我把蒂斯勒从他那碎嘴的朋友普里比尔上校那里听来的一切情况，—一做了研究，并就俄国人如何得到这些情况，向霍利斯谈了我的想法。
我在报告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谈“筏夫”技术。毫无疑问，我们是通过它来知道俄国人对我们的监视通讯进行了监听，这成了他们获取军情五处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这种情况已持续了多年。俄国人的这种举动清楚地解释了所谓普里比尔“驾驶考测”的故事，同时又肯定了俄国人是怎样知道“覆盖点”行动的原因。尽管我们的通讯分析专家们怀疑，俄国人是不是单单依*监听我们的通讯就能如此迅速地分析出我们是在泰晤士河大桥上开始跟踪他们的。可是，普里比尔未去与林尼接头，俄国发现我们监视队的新频率之迅速以及卢拉柯夫一莫罗事件等都可以对问题作出不同的解释。我们权衡了各种可能，结论是，俄国人除了通过监听我们监视队的通讯来获取情报以外，并没有两条腿的人这种情报源，可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并没有排除。
在我把报告呈上去一两天以后，霍利斯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进到他的屋子里去的时候，他弓着背正在看一份档案，并用一支自来水钢笔在上面写画。他并没有抬起头来看我，继续写他的东西。我站在那里仿佛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学童似的。这间办公室在狄克
#183;怀特搬走以后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墙上又多了一副前任局长的肖像。霍利斯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张他儿子的照片，旁边有三部电话，分别接通内阁办公室、国防部和军情六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表现个性的任何痕迹。
“谢谢你的报告，彼得。”霍利斯说。他仍然没有抬头看我。他同当年早些时候把蒂斯勒档案交给我看的时候相比，完全判若两人。危机已明显地过去了，他又重新眼睛向上了。他还在继续写。
“我给胡佛写了一封信，扼要地对蒂斯勒材料中关于军情五处有间谍的说法进行一次解释，”他接着说，“如果你能走一趟，向他们的技术人员报告一下这起案子的背景情况，如‘筏夫’一类的事，我想这一定很不错。好好地利用这次旅行，好吗？到处走走，交交朋友。”
他抬起头来，突然笑了。
“我很高兴这次我们抢在他们前面了，干得棒。”
他回头又去忙那档案了，这意味着我们之间的简单会晤已经结束。我转身离开屋子。
“哦，彼得，”当我走到门口时，他又说，“你就只讲技术上的发现，好吗？我想我们不应该给胡佛留下一个印象，认为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解决。”
“当然不能，先生，我完全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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