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猛然站了起来，这意味着会晤结束了。
在遭受了胡佛的折磨的第二天，我和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詹姆斯
#183;安格尔顿共进午餐。我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曾见过他。他思路敏捷，对赢得冷战抱定决心，其理由不只是为了好斗取乐。我喜欢他，他给了我足够的暗示，鼓励我考虑一起干工作。
安格尔顿这颗明星是在五十年代末才在华盛顿升起的，尤其是他从他在以色列的同行那里搞到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他是冷战时美国战略情报局招募来的人之一，在赖德街军情六处的旧办公地点里受过反间谍技巧训练。训练他的是菲尔比。这位耶鲁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他的这位喜欢抽烟斗的英国教官一见如故。一九四九年，菲尔比被任命为华盛顿分站的站长后，两个人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加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菲尔比发现了这位崭露头角的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沉溺于策划阴谋。很快，安格尔顿在英国情报官员当中获得了经常企图利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之间的敌对情绪从中捞取外快的名声。
我乘出租汽车去了乔治城。此刻我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府官员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优雅的红砖房子，树木成荫的街道以及密集的书店和餐馆。我到达哈维餐馆时，安格尔顿早已坐在那里的一张桌子旁了。他面容憔悴而消瘦，穿着一套灰色西服，一只手里捧着一大杯杰克
#183;丹尼尔牌啤酒，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香烟。
“胡佛怎么样？”当我坐下来以后，他用嘶哑的声音问我，仿佛把一撮砂砾撒在路上。
“你今天消息很灵通，吉姆。”我回答说。
他那苍白的脸上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与那套丧葬服一样的西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知道他是在探听消息，中央情报局对蒂斯勒以及他的揭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和联邦调查局有着默契，我们向他们通报“筏夫”行动，但他们必须烙守这方面的秘密。
“只是例行公事。你知道，和联邦调查局交交朋友，伦敦时下很兴这套。”
“浪费时间，”他说，“我记得你们早就在设法接近他。可他总是对我们讲，他忍受不了英国佬。”
我感到有些愤怒，虽然我知道这正中他的下怀。
“嗯，我也不能说中央情报局就更友好一些。”
“过去的十年里，你们在华盛顿把许多信誉都丧尽了。”他说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像胡佛这样的人，”他继续说，“看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看到军情五处的现状，总要问：‘这有什么意思？’”
他叫来侍者，我们点了菜。
“你完全离题了，吉姆，”我说，“事情是在不断变化的。十年前他们是完全不可能任命我当科学家的，可现在我在那里了，并且还不断有新的人涌进。”
“我进过英国的公学，”他讥讽道，“你们那帮人的水平我是清楚的。”
“老是抱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没有什么好处。那些事都过去了，世界更小了，我们应该重新合作。”
我为自己突然如此动感情而感到惊奇。安格尔顿始终端坐在那里，一刻不停地吞云吐雾。
“你从胡佛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他咕噜说，“他也不情愿为你们提供帮助。”
这顿午餐用了很长的时间。安格尔顿什么也没有透露，却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向我提了许多问题。菲尔比怎么样了？我坦率地告诉他，我认为他是个间谍。还有，尽管已是一九五九年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仍然是个触动神经的事，安格尔顿想知道每个细节。他甚至问我，是否可以从军情五处搞到阿曼德
#183;哈默的档案。此人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由于同苏联有广泛的商业往来关系，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西方情报界的注意。可是我认为这样做有些粗率。
“我们是朋友，吉姆，可还没有到那么亲密的程度。”
五点钟左右，我送安格尔顿上了他的汽车。那是一辆非常漂亮的“奔驰”车。不久我才知道，别看他外表瘦弱，他是他们家的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的股东之一，因而喜欢挥霍享受。可是那天他很不凑巧，把钥匙锁在了车里，他感到很恼火。我从口袋里摸出贾格尔做的撬锁铁丝，不到半分钟就把车门打开了。
“不错，彼得，不错！”他满脸堆笑地说。他知道我此时正在自我陶醉哩。
“顺便说一句，”我说，“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如果你在华盛顿不帮助我，我就要请愿意帮助我的人来干了。”
“让我想想，看能做些什么。”他喃喃地说，然后钻到汽车方向盘后面，目不斜视地开着车走了。
实际上，虽然华盛顿方面持怀疑主义态度，可五十年代末英国的情报部门在技术方面有了重要的变化。军情五处把主要精力用来发展新技术，即“筏夫”和“咽吞”技术。
第一步，我们把苏联大使馆继续置于“筏夫”的监视之下。霍利斯说服了态度勉强的财政部，让其在军情五处的秘密拨款之外，再为军情五处买一幢房子。这幢房子挤在苏联的几幢外交楼之间。我们在阁楼上安装了“筏夫”接收机，并在这幢新房子和邻街的目测监视楼之间挖一条隧道，把探测到的大使馆内的信号通过埋在隧道里的电缆发送回去。我们让西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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