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六分钟了。车内的人说不出一个字，我们只剩下一个方向了。“粗暴”肯定在北面的巴塔西后街那拥挤的、迷宫般的地方。我们开着这辆特制的车来到拉奇米尔路，我心里满是失望，我要猛冲过去，我真想用传声筒对眼前的情形高声叫喊，请求给我们让路。可我们所有能做的只是凝视着闪烁不停的调谐盘，希望声音增强而不是减弱。可是，当我们穿过万兹沃斯路时，信号已经逐渐减弱。此后不久，莫斯科就停止了广播，“粗暴”信号再也听不到了。塞尔重重地拍着车壁。我摘下耳机，感到全身精疲力竭，一阵愤恨。我们还得在克拉普汉姆呆几个月才能如此接近目标？
我点燃了我这天的第十三根香烟，试图从这二十分钟的情况中思索出点什么来。我们每个方向都去过了，可每次我们一挪动位置，振荡器的信号就减弱。这毫无疑问地证实了我们的确发现了另一台接收机，除了我们自己那台接收机以外。可这台接收机既不在北面，也不在南面，更不是在东面和西面。我慢慢地醒悟过来，意识到一个真相——“粗暴”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就在防空洞顶上几码之内的地方。我们开车回到基地，对这个地方进行了搜索，发现在我们背后的高墙后面是一片用作停车场的开阔的荒地。“粗暴”的收听肯定是在一辆停在此地的汽车或类似于我们这样的车里进行的。
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以后，我把振荡器的录音印成一副声纳图像。声波起伏表明那是些小的电源波纹，其波纹形状不是普通的电源频率，而是类似于我们“筏夫”车的电瓶所产生的电源的频率。这种巧合令我感到痛苦万分，无法进行思考。
在以后的六个月当中，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把所有候补人员派到克拉普汉姆去进行搜索。我们在上百个不同的地方进行监听。官员们对每一条街都进行了搜查，寻找有问题的天线，仔细盘问无线电设备商，可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在我们四处进行搜索期间，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仍然从莫斯科传来嘲笑我们的“粗暴”信号。
除了继续用“筏夫”汽车以外，我们还通过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安排了“筏夫”飞机。我们从英国皇家空军调来一架运输机，机内装有类似于我们车内的接收机，在固定的时间里在伦敦上空飞行。我们认为，在高空可以寻找到接收机在伦敦的什么地方进行工作的大概范围，如发现了信号来源的具体地方，就用几辆“筏夫”车进行包围。
第一次，我们飞行在苏联大使馆上空的飞机正在检查设备的工作情况时，突然收到了他们的接收机的声音。以后，我们又在芬斯伯里公园一带收听到了一系列的无线电声音。就像在克拉普汉姆一样，我们赶到这一带进行搜索。可是同“粗暴”一样，这个一直没有被发现的特工人员舒舒服服地隐匿在伦敦郊区的密林里。
“筏夫”飞行完全是件痛苦的差事，我整夜整夜地呆在那深蓝色的天空里，聆听着从莫斯科发来的信号。头上戴着的耳机使我听不见飞机螺旋桨的噪声，而在我的下面，在伦敦无垠的灯海里，有一名间谍此刻也在阁楼或室外的汽车里聆听这些信号。我知道我能听到他，可我无从知道他在哪里。他是谁？他是单独行动，还是一个集团中的一员？最为重要的是，莫斯科究竟在信号里告诉了他什么？我在反间谍官员所栖居的特殊炼狱里，常常被这种似知道又不知道的感觉所困惑。
“筏夫”行动虽然没有立即奏效，可利用技术方法破译密码的“咽吞”行动却很快被证明是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一九五七年，政府通讯总部研究处副处长乔希
#183;库柏在切尔特南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咽吞”行动便是在这次会议上敲定的。库柏明白，要想进一步在取得密码破译方面有所突破，就必须使军情五处、六处以及通讯总部相互进行密切的配合。他破天荒地第一次把有关的几个部门的人请到一起，来参加会议的有通讯总部H 处（密码分析处） 的亚历山大和德纳姆，通讯总部M处负责反小集团的科学科科长约翰#183;斯托勒，还有雷
#183;弗劳利和我以及军情六处的同行帕特
#183;奥汉朗。
除了俄国人，埃及人仍然是通讯总部的第一个重要目标。他们在他们所有的驻外大使馆里使用哈格林密码机，共分为四个组，每一组使用不同的密码排列。只要我们能把某一组里任何一台机器搞出名堂来，那么组里的其它几台机器都会被破译出来。或者我们能搞到其中任何一台机器的样品，那么那个组里的其他几台密码机也会被破译。军情六处和通讯总部拟出了一张埃及驻世界各地使馆的清单以及它们所属哪一个密码机组的详细情况，委员会然后对哪一个使馆最有可能使“咽吞”行动获得成功进行了估计。我向军情六处派来的工作队详谈了如何安排这次行动的设想，不到一年，我们就把埃及所有的密码组全部破译了。
虽然“咽吞”技术能破译各种哈格林密码机，但这种机器只有在第三世界国家里才有市场。库周召开会议的目的是要寻找把“咽吞”原理应用到较先进的密码机上的方法。由于通讯总部缺少计算机力量，无法破译这些密码机。我的观点很简单，我们需要把计划变为现实，纸上谈兵是不可能奏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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