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和安格尔顿又仔细向我询问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那次行动。
“我局正在研究对付这类问题的新方法，并且还可以出售有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哈维向我解释说。
哈维一正经起来，嗓门就降低了许多，而且单调乏味，压抑的语调是一种华盛顿官员们所喜欢用的官腔。他用这种单调的官腔向我解释说，他们不仅需要能够随时改变身份的特工人员，而且也需要改善技术设备——按哈维的行话，就是要改善“运载工具”。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小型天文卫星，哈维知道，五十年代，小型天文卫星曾在苏联边境活动，跟踪过苏联火箭的发射信号，以前他们只是用无线电接收机进行追踪，后来改用了卫星。上司命令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卫星。
我对他说：“比尔，他们从不自由雇用人员，你可以试着找一些退休的人，但得先和军情六处谈谈。”
哈维满脸不快，认为我故意不肯帮忙。
我问他：“你没有去找斯蒂芬森？许多老前辈说，大战时他在纽约干过这种工作。肯定雇用的是意大利人，那时还没有其他办法来区别德国海运间谍。据我所知，也许是意大利黑手党人……”
安格尔顿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下我的话，然后毫无表情地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得意地继续往下说：“还有法国人！你找过他们没有？干这种事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你看他们在阿尔及尔和其他地方不是干得挺出色吗？”
安格尔顿又在笔记本上写了一阵。
哈维这时问道：“你们有没有特殊的技术设备？”
我告诉他，神经毒气计划失败以后，军情六处又研制了一些新武器。有一次，我到波顿去参观他们的烟盒表演。这个武器是爆炸研究与发展集团最新推出的。他们把一枚毒刺装在烟盒上随时可以发射。我们都穿上白大褂，个个神情严肃，由管理当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的科学家拉德尔博士陪同，到波顿草原后面的牲畜场去实施观摩。一头拴着绳索的羊被牵到场地中央。羊的一侧被剃去了一片羊毛，露出粗糙的粉红色皮肤。拉德尔的助手掏出烟盒，向羊走去。羊受了惊，拼命奔跑，但被绳索紧紧勒住。我还以为毒刺没有射中羊呢！但过了一会，羊弯下了腿，不停地翻动着眼珠，而且口吐白沫。不久，羊就倒了下来，奄奄一息，几分钟以后就死了。穿白大褂的专家们围着死羊，谈论这项现代新毒剂的各种优点。此时此刻，两种感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的心里发生了冲突，一种是对动物的爱，一种是对情报工作的爱。我感到对动物的爱比后一种爱更加伟大，同时我还意识到暗杀不该是和平时期的政策。
我只能给哈维和安格尔顿这么多帮助了。我觉得我已经对他们讲得太多了。一看到安格尔顿做记录，我就感到不安。他们的决心似乎很大，而且很有把握，认为这就是对付卡斯特罗的办法，还对我不能给予更多的帮助表示失望。
走上大街以后，我们互相道别，我还告诉他们：“找亨利或者狄克逊谈谈，他们知道的情报也许比我更多。’第二天，我将乘飞机返回英国。
哈维突然问道：“你没有对我们隐瞒什么吧？”茄克里的手枪又显了出来。我看出他又在想“筏夫”了。
我招招手喊来一辆出租汽车。
“比尔，我早就对你说了，我们早已退出那场游戏了。我们在联盟中不过是些小伙伴而已，记得吗？现在该你们承担责任了。”
哈维是个听了笑话笑不出来的人，安格尔顿也是一样。
正文 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一九六一年，伦敦大街上的人仍然在说，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好”；而在华盛顿，一位刚刚上任的年轻总统却正在为创造一个神话般的文明和杰出的卡默洛特城而四处奔忙。但在秘密工作的地下世界，十年动荡的预兆已经清晰可见。整个五十年代，英美的情报部门都投入了冷战，他们目标明确而又专心致志。冷战并不是一场非常微妙的战争，也不具有各种复杂性。但到了六十年代初，大量的叛逃者从苏联情报机关的心脏里逃出来，投奔了西方，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于西方安全机构被渗透的故事。然而，他们的故事往往自相矛盾，令人难以相信。结果怀疑和猜测笼罩着情报系统，英美情报部门渐渐陷于瘫痪。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一位叛逃者来到西方。当时我已从华盛顿返回英国几个星期了。我正在办公室里，阿瑟突然走了进来。他一只手夹着香烟，一只手拿着一份《泰晤士报》。他把报纸齐缝叠好，然后递给我看。
“听起来很有点意思……”他用手指着一条关于苏联少校克利莫夫的消息对我说。克利莫夫少校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来到美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请求避难。
不久我们听到传说，原来克利莫夫是一名克格勃少校，现在正在坦白。一九六二年三月，D 处的各办公室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阿瑟的烟抽得更多了，他那张孩子似的脸庞激动得泛出阵阵红晕。他一个人在走廊里来回踱着方步。我猜他一定得到了有关克利莫夫的消息。
有一天，我问他：“是有关叛逃者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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