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少提及他的家庭生活，安全局里有许多人知道他长期有外遇。他偶尔提到他的儿子阿德里安。他是个很有天赋的棋手，是霍利斯的极大骄傲（阿德里安过去常到俄国去参加棋类比赛）。
有一次，我们谈到米切尔案件时，我大胆地直述了我的观点：不管结论如何，它都说明了我们的安全保卫方面是个薄弱环节。霍利斯听了以后发怒了。
“你是什么意思？”他问。
我告诉他，我们对军情五处新招募的人的检查还没有军情五处对白厅其它部门的检查严格。
“你看看我，”我告诉他，“我从加入军情五处以来，到现在还没有受过审查。”
第二天有人就送来了一些表格让我填，从此再也没有提及此事。不久，审查程序被修改了，要进军情五处的要多填几个证明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是由军情五处提名的证明人。
在同霍利斯一起相处的那些夜晚里，最令我难忘的是他那没完没了的下流笑话，简直是我从来不曾听到过的。当他为了要从权势的奥林匹亚顶峰上降落下来和他的部下打成一片，或轻松一下时，他就把这些笑话当作一种手段来达到这种目的。有一次我问他从什么地方收集了这么多的故事。
“中国，”他告诉我，“每个人都喝酒讲笑话，这是唯一的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
早一些时候，我就决定对米切尔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小书桌进行搜查，我向霍利斯要了钥匙。
“那是盖伊
#183;利德尔的写字台，”他说，“从他办过移交以后，那张桌子就已经留在那里有许多年了……”
那书桌有两个抽屉是锁着的，我请求他批准我把锁撬开，他同意了。第二天，我带来了撬锁工具，打开抽屉进行检查，可里面却是空的。但灰尘上有四个印迹引起了我的注意，仿佛原来放过什么东西，刚刚被人拿走。我请霍利斯来看那印迹，他仿佛同我一样感到不解，尤其是我检查到锁里有刮过的痕迹，好像有人不久前打开过抽屉。
霍利斯没有说话，直接向米切尔的办公室与他的办公室相通的那扇门走回去了。我一个人干完了搜查工作。
我私下里琢磨，知道要打开这两个抽屉的人只有我和霍利斯，一定有什么东西被搬走了，甚至完全有可能是一台录音机。为什么不可能是米切尔？因为他不知道，只有霍利斯知道书桌是利德尔的。霍利斯接收了副局长的办公室，却没有书桌的钥匙？像利德尔这样的人会把书桌留下，而把钥匙拿走？只有霍利斯知道，只有霍利斯……
我抬起头向四周望了望，霍利斯正在门那边盯着我看。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盯着我看，然后又俯身看他的文件去了。
一九六三年夏季，因为米切尔要退休了，调查工作必须在这个月里全速进行，但整个事情却毫无希望地作了让步。一切都太仓促，一切都缺乏计划。完成任务有期限，霍利斯又不支持，这次行动的保密就成了问题。米切尔已感到事情不妙，最初，他发现送去给他看的文件少了，霍利斯对他接触文件加以限制了。接着，他对监视员们开始躲避，并采取了标准的反监视行动。我们从闭路电视上看到米切尔的表情显得很紧张，仿佛陷入了消沉。在他的黄金时代，他是一个瘦高个，但看上去却脸色发灰，双眼沉陷而黯淡无光。如果他的房间里有人在，他便竭力装出一切正常，一旦独自一人时，他就仿佛在受着折磨。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他有一次注视着霍利斯办公室的门悲怆地说。
到了最后一个月，整个事情几乎成了一出闹剧。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机会去发现什么。阿瑟和我促使霍利斯批准对米切尔进行审问，以便想法解决这个案子的问题。霍利斯拒绝干这种事。几天以后，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阁楼路上的这幢楼里。
“我去见过首相了，”他生硬地对房间里的七八个人说，“我想进行审问是不大可能的。”
我用眼睛的余光看见阿瑟又要再次发作。
“如果在目前阶段又发生一次叛逃事件，那就是一场灾难。”他说。他感谢大家的努力，然后钻进停在那里等候他的汽车里。这是霍利斯不懂如何管理人事的典型举动，屋子的官员全是些有经验的官员，他们拼着命在工作，可霍利斯连和我们多呆两分钟都不行。见不得人的工作已经做了，最好把这一切留给那些肮脏的工作人员去收拾！
这同样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军情六处负责监视员工作的官员叫斯蒂芬
#183;德#183;莫布雷，他很年青，脾气急躁，过分敏感。他们对霍利斯的这一决定感到大为吃惊，认为他这是企图残酷地压制内部，这恰好是军情五处谴责过的军情六处在菲尔比事件上的做法。其实，即使停止调查，米切尔的事被立过案的事实也是不会消除的。D 处一科的一个高级官员尤尼
#183;西蒙兹写了一份关于对米切尔进行调查的全面报告，他是专门负责这个案子的文书工作的。西蒙兹的报告概述了有人揭发军情五处被渗透的整个过程，结论是：军情五处内部上层很可能有一个间谍存在。报告还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能否让美国知道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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