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在里面的是一幅油画。她小心翼翼地展开画卷。将古旧油画卷来展去是不好
的，这幅画显然受损不小，需要在多伦多找专家修补，但海伦觉得有必要见识一下
到底是什么“货”，因此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安。她紧张而又期待地展开油画，发现
果然是一幅肖像画，画中一个男子戴着高顶礼帽，站在画展前，又是一幅多米埃的
《收藏家》，这已在她的意料之中。她没有见过铃木从朱丽雨伞里找到的那幅油画，
但这一幅与所描述的完全相同。既然它明显不是朱丽雨伞中的那一幅画，那它一定
是件赝品。她叹了一口气，联系安格斯说的话，她知道《收藏家》至少已经有了三
幅而不是两幅赝品。
海伦将油画又卷起来塞进硬纸筒内，放在随身携带的挎包里。这是她在香港逗
留的最后一晚，明天她将面对一次飞向加拿大的漫长疲劳的旅程。她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好好吃点东西，然后休息、睡觉。
吃东西倒是容易，但是睡意全无。海伦想尽一切办法促使自己睡觉——冲热水
浴、冷水浴，热茶、冷饮，读书、看电视，开空调、关空调。能想得出的办法都用
完了。她甚至服了两片阿斯匹林也不管用。她根本睡不着，脑子里像是有只蜜蜂在
嗡嗡地叫，饥渴地盘旋在她所了解的一切事情上。就在终于入睡之前，她还提醒自
己不要忘了第二天早上给东京的铃木打电话。
46.铃木收到的信
铃木小心地将电话放回原处。海伦打来的电话出人意料，她提供的信息也着实
使人烦恼。南义命案已过去了一个月，一份集中力量破案的文件证明他和手下的人
都在竭尽全力解决问题，但是没有找到南义被杀当晚在地下街里的任何案情证据。
没有证人挺身而出，没有人记得见过南义独自或是与他人在那里。当然，线索是有
一些。三个外国人奇怪地巧合出现引起了一些怀疑，但并非最重要。被藏匿起来的
油画，日本黑社会的牵连，关于凶杀案本身，毫无线索。
现在这里有一个姓名——“谭”，或许是路易斯·谭，三十六岁；或者是谭博，
六十二岁，都是台湾人，与地下社会有牵连。所有这些情况以及“保
险”一词都是有嫌疑的三个外国人中的海伦打长途电话告诉他的。海伦有意等
到离开他的管辖范围后才向他提供消息。原来的情报来源是朱丽提供的，但愿她没
有故意误导他。朱丽令人难以捉摸，即是说，让他找不着人影。这足以使他寝食不
安。
铃木叹了口气。这个“姓谭的台湾人”不管是否确有其人，都应该查找一下。
日本官方并不承认台湾人自称的中华民国。台湾在日本的权益由一个叫什么东亚关
系协会的组织负责，他们对此案可能不会有所帮助。谭先生也不大可能持日本护照
旅行，这样他就得需要签证。如果检查签证申请书，就要调动大批警力，铃木确信
那样也查不出什么名堂，然而相应的调查还是要进行的。他对通话作了详细记录，
放进档案里。然后他打电话叫大个子警官前来听令。
海伦的电话还不是唯一扰乱他沉静心情的东西，在前一天，两封来信放到了他
的办公桌上。一封来自东京，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来信。信中打着重重的官腔，谈到
那幅从苏格兰一家收藏馆被盗的多米埃油画。来信说在著名的艺术品专家贾森·福
布斯的协助下，油画已经完璧归赵，目前正在继续展出。
国际刑警组织文化财产部这次十分荣幸地与出色的名古屋警察局进行了合作，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协助，等等等等。——简单地说，他的证据柜里放着的那幅油画，
已经不再引起国际刑警组织的兴趣了。
第二封信呢？它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是万事达·鲍尔斯·卡亚特律师
事务所写来的。它要求立刻归还被名古屋地方警察局奉检察官铃木春雄之命扣押的
朱丽·派普小姐的财物。具体说明的财物是护照、钱包及钱包内的东西、伞、一幅
无名画家所绘的戴高顶礼帽的男子之油画等。签名：M ·D ·卡亚特女士。
已经没有必要对信的内容加以保密了，所以铃木向海伦讲述了两封信的内容。
海伦在告诉他关于那位神秘莫测的阿谭后，询问有关油画案情进展如何。她对上述
的那些关于油画案件的进展毫不惊讶，但对洛杉矶那位律师的名字很感兴趣。
在城市的另一头与铃木简朴的办公室遥遥相望的地方，黑社会头子草下正在悠
闲地洗澡。草下五十多岁，虎背熊腰，特别喜欢洗澡。他有强烈的大和民族自尊心，
甚至是个大日本沙文主义者。只要黑社会动荡不安的生活允许，他也要忙里偷闲地
认真按照日本传统方式行事。他的住所和办公室里的摆设完全是十九世纪日本风情
画的翻版。房里没有任何西方或者现代样式的家具与装饰，大多数通讯设备都不肯
装在房间里。那些必不可少的装置就放在隐蔽处或用东西遮掩起来。他尽可能着日
本和服，只有在打高尔夫球时除外，这也是情有可原。坐在椅子上时他总是盘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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