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检察长李树坤看看人到得差不多了，于是便宣布开会。接下来，他向委员们介绍了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他说：
“前一阶段法纪处办了一个经济案件。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现在准备结案。今天检委会主要讨论一下这个案件如何定性问题。在讨论这个案子之前，我还要传达一下全国人大的“两个决定”（即《关于惩治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和《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作者）不过，今天不算正式传达，正式传达要开全院干警大会，今天正好各位处长都在，我就便给大家把主要精神说说。李树坤说是说说主要精神，实际上仍是一字不漏的照本宣读。王汉公处长全神贯注地听着，希望能从决定中发现对处理李家驹案有用的条款。结果使他很是失望，这两个决定都很原则，并没有具体到经济犯罪的犯罪主体及犯罪构成如何认定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却是大家的共识，在全国范围内，对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分子打击的风暴即将开始！
根据会议安排，接下来大家讨论李家驹受贿案的定性问题。首先由陈少实向检委会汇报案情。陈少实如同在处里汇报一样，将李家驹案的来源以及基本案情、证据等情况，一一作了汇报。至于处理的意见，由王汉公处长说了。
王处长说的内容，如同他在处里说的一样，他说，象李家驹这样的案子，主要问题是法律政策界限不明，不好把握，所以才提交检委会讨论。对王处长这种说法，李树坤检察长有点儿不以为然，他说：
“倒底能定还是不能定，你们处总该有个意见吧？”
实际上，从王处长内心来说，自从那天陈少实在处里说了那个意见之后，他也有同感，只是不好意思当着处里所有的人的面说罢了，因为这个案子，王处长从一开始是力主要办的，到头来，弄成这付样子，他的面子上实在下不来！他如果说不能办，那不是自已否定自已吗？尤其在俞美凤和孙红莲面前，他不想说这样的话。因为俞孙二人从一开始，就不愿意配合，连办个拘留决定书都没有办成！谁都清楚，俞美凤和孙红莲办这个案件不主动不积极，倒不是她们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她们和王汉公处长之间的个人恩怨使然。
今天在这个检委会上就不同了，王汉公虽然还有些不服气，但是理智告诉他，法律就是法律，不是个人恩怨，决不能把个人恩怨和法律掺和在一起，那样非得办错案不可！于是，当他听李树坤要他们处里拿个肯定性的意见时，他还比较爽快地说了这个案件不能办的意见。
“这不就对了吗！”
听得出来，李树坤对王汉公的这个表态，还是比较满意的。
“大家还有什么不同意见？”
李树坤转而征求其他处长也就是检委会委员的意见。
“这个案件在这之前，老王和我交换过意见。我的意见和他一样，这个案件的事实还是清楚的，尤其是认定李家驹拿了人家的5000元这个事实还是清楚的，主要是法律政策对这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没有肯定性的条款和解释，故而不好办！”
杨发年是经济处长，他是一定要发言的，由于他这个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他委员就有什么新的补充了。分管检察长李长荣似乎面子上有点儿下不去，于是他接下来说了一些门面话：
“这个案子虽然不好定，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当前的大气候，是要严惩经济犯罪，象他这种情况，今后能不能办？还很难说！”
“今后再说今后的话吧，先把这个案子处理掉再说！如果大家没有新的意见，这个案子就作撤案处理吧！”
李树坤作了结论性的发言。
会议结束之后，王汉公回到处里，将院检委会对李家驹案的处理意见，向全处同志作了传达。陈少实和张胜利自然没有什么好说的；俞美凤和孙红莲就不同了，王处长的话音刚落，只听俞美凤说道：
“我早就知道这个案子办不了，果不出我所料！”
“当时要是采纳了你的意见，这个案子也不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孙红莲赶紧帮腔。
谁都听得出来，这俩个女人是在说风凉话，故意气气王处长。陈少实有点儿听不下去了，于是说道：
“这个案子从法律上来看，由于立法滞后，法律政策界限不是很清，确实很难把握，不是一眼就能看得明白的那种案子。当初我记得我们讨论时，争论的焦点，倒不是法律政策上的问题，而是认定李家驹拿5000元的证据问题。因为当时只有举报材料，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现在虽然查到了证据，但对照有关法律，其行为究竟是否构成犯罪，不能确定，所以就不好办了。”
陈少实的话说的比较委婉和客观，俞孙二人也就没再说什么。王处长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看陈少实，想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出来。正当王处长准备宣布散会的时候，办公室秘书李秀芹来通知。说全院集中传达文件。王处长心中有数，就是传达全国人大的两个决定。
南都市检察院的大会议室，在院的底层，大约有二百多个座位。会议还没有开始，人们三三两两的开始入座。陈少实和张胜利坐在一起，俞美凤和孙红莲坐一起，王处长和别的处里人坐一起，三个大学生中，王芳和周洁坐一在一条凳子上，男同学陈俊找到了别的男同学，总之，他们（她们）都完成了各自的最佳组合，开始了谈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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