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杨局长的意见办的话，这个案子八成是个冤案！”陈少实终于忍不住了，他想据理力争。
“你到检察院才几天？办过几个案子？竟敢说我们杨局长的竟见会造成冤案！你也不掂量掂量你有多重的份量，竟敢说出这样的话来！”李铁飞毫无顾忌，竟出语伤人。
“李处长，你说的很对，我到检察院是没有几天，也没有办几个案件。但是有一点我却做到了：那就是，办案如同干其他任何工作一样，都要有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在调查取证时，既要搜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也要获取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谈得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陈少实义正词严，令在埸的人都刮目相看，陈正浩和李树坤都不由得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公安局的几个同志，一个个睁大眼睛看着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法院的刘院长和刘庭长也都微笑着向陈少实点点头。王芳将陈少实上述发言，一字不漏地做了记录之后，抬起头来，深情地看了陈少实一眼。那眼光既表示敬佩，又表示鼓励，更多的却是难以言喻的柔情！
“我就不明白，就算查出了什么问题，对处理这个案件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她算是精神病人吗？是痴呆症患者吗？如果这些都不是，那么，她的问题在法律上便毫无疑义！既然这样，我们花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些干什么呢？是不是吃饱了撑得难受？”公安局预审处长刘俊的上述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不仅公安局在座的几个人，就是检察院，包括陈少实在内，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他们担心的就是这个：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问题虽然搞清了，但对定罪量刑并没有实际意义，还不是白忙乎一埸！张永强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李树坤和陈少实的观点基本一致，即：不管怎么样，先要把问题搞清楚，不能稀里糊涂就定案，问题不搞清楚，对事实、法律，尤其是对被告人是极不公平的！
“刘处长的话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在问题明摆着，我们有责任搞清而不去不搞清楚，就这样把这个明摆着的疑团交到法院，要法院去判她死刑，这样做合适吗？”
陈少实现在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他这样说有两个目的：一是，最起码的是，案件事实没有彻底查清不能交付审判，即使查清了对她量刑哪怕只有一点点影响，也要尽量查清，这是办案的原则！二是希望他的观点也能引起法院同志的支持。他在说话的时候，法院的二刘边听他说边在咬耳朵。果然，陈少实的话音刚落，法院的刘庭长就说话了：
“案件的疑点没有解决，我们是不能审判的。要不然不就成了糊涂官判糊涂案了吗？”
“我请问在座的哪个能说清楚，查清了对定罪量刑有什么作用？这个问题不解决，是很难服人的！”杨伟森仍然抓住这个问题不放。
“杨局长提的问题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是刚参加检察工作不久的一名检察战线的新兵。既然从事办案工作，那么就要多学一些有关法律上的知识。对杨局长提的这个问题，我想谈点自已的想法，供各位在座的领导决策时参考。如果经过工作，我们查清了陈爱美实施危害行为的根子，就是因为‘二郎中’在她体内放了某种物质的结果，那么，对陈爱美的处理，就可以比照对精神分裂症病人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处理！”
“你说这样的话，有什么法律依据？”
陈少实的话刚刚说了一半，当他还准备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李铁飞就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的话。
“小陈你说完了没有？”
陈正浩见李铁飞打断陈少实的话，有些不快。
“没有说完。”
“那你继续说下去吧！”
陈正浩催促道。
“我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七九年通过的刑法。作者）明确规定，分则没有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该法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当然这要报最高法院核准。这是指定罪的要这样做；反过来，我们是不是也可用作不定罪的呢？”
陈少实此话一出，大家都睁大眼睛看着他，那意思是说，你说的什么呀，我们怎么听不懂的？
“小陈，你说具体、明确些！”
陈正浩书记提醒道。
“我是说，如果陈爱美确实有‘病’，虽然不是法律上说的精神病，但对她的行为可以比照精神病人处理！因为她的这种‘病’也是如同精神病人一样，犯病时不能控制自已的行为。对于一个不能控制自已行为的人所实施的行为处以刑罚，无论如何是不公正的！大家都有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属于‘情感型’的精神病人，是受法律保护的，和这种人发生性行为要受刑法处罚的。陈爱美虽然不是‘情感型’精神病人，但她的行为和情感型精神病人有极相类似之处，因此，比照精神病人处理，也不为过！”
“照你这等说法，反过来，凡和陈爱美发生性行为的人，都应当比照和精神病人发生性行为那样的处罚？将这二十多个男人都抓起来判刑？！”
杨伟森对陈少实的说法有点儿不以为然，说出的话多少带有嘲弄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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