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知道？”
“因为整个国家都受日本金援啊，当然要尊重赞助人的意思嘛！这是人之常情。”
“偏见，你说的。”
对于这荒谬至极的说法，“巴比”（＝哈尼）也动怒了。“不正确，你的资讯，从哪里得来的，我不在乎，但是你，要求，收回那些话。我，荡然无存，尊严，不高兴。”
“喂，拜托！”“我”（＝巴比）抱着头：“就算他们两个会放弃自己的想法，无条件赞成艾利欧老兄的决定好了，我可不会。我只是请艾利欧来主持会议而已，就算推他当议长，也不见得就会赞同他的意见。这是当然的吧？拜托你们理性一点！”
“话说回来，”“贾桂琳”（＝蓝迪）依然固执己见，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人家的意见听进耳里。“那个小日本搞不好是杀人犯耶！这么重要的会议，叫那种人来当议长，你不觉得道义上说不过去吗？”
“你又开始说这些有的没的，”“我”（＝巴比）似乎已接近忍耐的极限，动作变得粗暴起来；只见他怒不可遏地踹飞了桌脚。“在那边转移话题了！”
“什么转移话题？被杀的是日本女孩，凶手当然一样是日本人啊！就是你！啊，不对，是他，就是他——”
“贾桂琳”（＝蓝迪）一度指着“我”（＝巴比）的鼻尖，转念一想，又将目标改变为“蓝迪”（＝我）；但眼前的却是自己的脸孔，令他不由得尴尬得结结巴巴。面对这种复杂的“化装舞会”，人人都自以为已一清二楚，却仍混淆不已。
“反、反正他就是凶手，错不了！可是却连咱们都一块被当成嫌犯！”
“没人把你当嫌犯啊！再说，根本没发生过杀人案！喂，你有没有搞懂啊？那个女孩是被水泥块敲到脑袋才死的，人家讲的话要听清楚啊！”
“俺听得很清楚，那个日本女孩的脖子上不是有勒痕吗？就算另有死因，这还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不是杀人也是杀人未遂。反正这个小日本是犯罪者就对了！”
“所以不是说了吗？那是因为——”
红发女子（＝艾克洛博上）的说明，可归纳如下。
首先介绍小绫——亦即窪田绫子的简单资料。她出身于关西，十九岁；原先就读关西的某外语短期大学，休学后于今年十月时赴美，与亚兰·潘赫进了Ｓ市的同一所英语学校，却因无法融入班级而备感挫折。
这种经验我也有。美国英语学校的教育方针并不以读写的正确性为优先，而是将重点放在参与课堂讨论。为培养学生的实战能力，成绩通常视“说了多少”来决定；这种规炬，往往令内向的日本人吃尽苦头。
如何厚着脸皮表现自我，即是首要训练。然而，个性越是认真的人，越办不到，因为他们往往受制于“需以正确的发音及正确的文法发言”之强迫观念，裹足不前；还在犹豫不决之际，便被其他的学生抢走发言权，老师也不会一一替他们采取补救措施。这么一来，开口说话就变得越来越痛苦，只好改朝读写方向努力，以求得好成绩；但这种做法又造成了决定性的反效果。
因为结果揭晓后，读写的正确性及字汇知识皆比自己差劲数倍的欧裔及拉丁裔学生，成绩竟然比自己还要来得好；这足以将自尊心完全粉碎。这时候，假如能转换方向，决心以后在班上即使挤开别人也要说个够本，那还有救；因为他们在此时，已经突破了于英语圈内确立自我立场的第一道难关。
然而，无法转换方向的人们，往往会轻易地落入名为“自我欺瞒”的陷阱之中。这个英语学校的评分方式不公，不管怎么看，都是我的知识比较正确啊——会这么想，或许是人之常情吧！只是，这种欺瞒一旦定型，便会开始认定：“和这些程度低的家伙混在一起，英文也不会进步的。”
窪田绫子似乎即是深陷于这种自我欺瞒的留学生，她只在起初的两个星期认真上课，第一次测验的结果揭晓后，便一直缺席；为此，甚至被出入境管理局盯上，遭受严重警告。这是因为拿学生签证的人若是无重大理由却长期缺课，便有不法滞留的可能性之故。
如同我在“鲜鸡屋”时所想的一般，窪田绫子是那种彻底忌讳与日本人来往的类型；但她的英文却又迟迟无法进步，无法与其他留学生或美国人结为朋友，因此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
就在这时，她邂逅了亚兰·潘赫，而日期竟是这个月的二十日；换句话说，他们相偕来到“鲜鸡屋”的那一天，两人才刚相识而已。据说是她在学校的餐厅吃午饭时，亚兰向她搭讪并同坐一桌才认识的。
他们相谈甚欢，于是立刻进行初次约会，前往那个购物广场观赏电影。由于两人几乎听不懂英文，便选择了无须思索的动作片。之后，为了果腹，才顺道进了“鲜鸡屋”——这就是大致上的来龙去脉。
“换句话说……”戴夫·威尔逊不情不愿地从红发女子（＝艾克洛博士）手中接过说明工作。“绫子确实曾被勒颈，用的是她脖子上披的围巾；乍看之下，似乎有人曾企图杀害她。不过，我们说过很多次了，那并非致命伤；她的直接死因，是头部受水泥块撞击而导致头盖骨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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