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区”中是“巴比”与“我”，而“开放区”中则是“哈尼”、“亚兰”，“贾桂琳”及“蓝迪”四人；由六人的转移顺序即可知晓，地震当时我们六人于“房间”中的位置正如“图B”所示，绝对无法谎称。而巴比撬坏“第二都市”的锁并率先走进地下之事实，也可补强这个推论。
现在根据以上的条件来探讨窪田绫子之事。假设她是被某人怀着杀意而杀害的；这种情况之下，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犯罪行为是在“鲜鸡屋”停电后至我们逃入“第二都市”之间发生的。
第二种可能，犯罪行为是在我们逃入“第二都市”，且六人间的人格转移成立之后发生的。
在前者的情况下，拥有完整不在场证明的，就我所知有巴比、贾桂琳及我自己。
让我们试着重现地震时的画面。起先，发生了震动，店里的物品在空中交错飞舞，骑楼的天花板坍方，堵住了“鲜鸡屋”的出入口。待建筑物崩塌告一段落后，巴比为了确认客人们的安全，进行点名；当时全员皆曾加以回覆，我听得一清二楚。
换句话说，窪田绫子在此时确实仍活着。
因此，要勒杀她的机会，便只有在我们发现店里的天花板开始坍方，至巴比撬坏“第二都市”门锁，并一齐往地下避难的这段期间。
贾桂琳当时扭伤了脚，一直靠在我身上，并没有工夫去勒杀绫子；而被她紧紧抓住的我也一样没有机会。
巴比发现天花板即将坍方后，立即遵照我的指示开始撬锁；他的双手都忙着，之后又一马当先地冲入“第二都市”（这点可从“房间”的分配位置得证），由此可断定巴比绝无犯罪的机会。
（顺道一提，我原以为当时蓝迪也在帮忙撬锁，因为他的声音气势十足，活像恨不得立刻徒手扯下门锁一般；然而实际上，由于四周一片黑暗，蓝迪搞不清“第二都市”的方位，待他摸到门前，锁已然被撬开了。这点从他位於“开放区”便可得知。
综上所述，在前者的情况下，巴比、贾桂琳及我三人的不在场证明便可成立。
而后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六人逃进“第二都市”，亦即“隔离墙”产生之后，位于“封闭区”的人为“隔离墙”所阻，无法前往楼梯；换句话说，是不可能回到店内勒杀绫子的。
因此——以身体而言——“巴比”与“我”的不在场证明便能成立。
不过，此时人格转移业已成功，因此正确说来，是“巴比”（＝哈尼）与“我”（＝巴比）。
换句话说，在后者的情况下，是哈尼与巴比的不在场证明成立。身体在“封闭区”里的我，此时心灵已转移至“蓝迪”身上，理论上是可能犯罪的。
这么一看便能清楚明白，无论是前者或后者，不在场证明皆能确实成立的只有巴比一个人。换句话说，只有他绝不可能是勒杀绫子的凶手。
巴比应该也很清楚自己的立场吧！他提出了补强后者假设——亦即犯罪行为是发生於众人逃进于“第二都市”之后——的目击证词，更具体地指出犯人是“贾桂琳”（＝蓝迪）。
我该如何解释他的行为？他的不在场证明确凿，所以该相信他吗？抑或他是利用自己的不在场证明优势，企图陷“贾桂琳”（＝蓝迪）于不义？
就个人观感而言，我认为巴比是个足以信任之人；但毕竟我们相识时日尚浅，无法断定他绝不是那种会找机会陷害对头冤家之人。连ＣＩＡ都明白地断定绫子是死于意外，而巴比表面上认同这个说法，私下却又刻意旧事重提，这点亦值得存疑。
“你的表情说明你不相信嘛！”
“与其说是不信——”“我”（＝巴比）的不满之声又唤回了我的注意力。“倒不如说是惊讶，而且我还是希望那只是场意外。”
“你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不好喔！我是很不想这样讲啦，但日本人就是这一点容易招人误会。这用日文要怎么讲？优柔寡断？鸵鸟心态？”
“什么玩意儿？”
他突然连续说了几个日文片语，害我噗嗤一声笑出来。
“你从哪儿学来这些单字的啊？”
“我朋友的老哥是个日本卡通迷，常在家里唱卡通歌曲的卡拉ＯＫ。”
“卡通歌曲？用卡拉ＯＫ唱？”
虽然我早已时有耳闻，仍为日本两大文化渗透美国社会之深而感到惊讶。
“比方魔女莎莉，还有甜蜜小天使之类的。”
我只能捧腹大笑了。
“有时候刚学几句日文就来现给我们听，自得其乐得很。”
“看来他很沉迷啊！”
“因为每次碰面部这样，就算我不愿意，也记住两、三句日文啦！对了，卡通歌我也会唱几条咧！”
事后每当我回想起来，都要为了这一晚的事而后悔不已。当然，换作任何人，都会认为与其为了阴沉的杀人案话题疑神疑鬼，不如唱些走调的卡通歌取乐来得好。因此，虽然我仗着“蓝迪”酒量好而多喝了几口麦格啤酒，弄得醉醺醺的，但我仍不认为这一晚的自己格外地不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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