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排很宽的木栅栏后面，挤满了例行搜捕时被拘捕的人。有的骂，有的哭，有的人捶胸顿足；也有的人用梳子伴奏，想唱上一段；后排的一些人起劲地打着扑克。一个上了年纪的民警，敞着怀，用手帕擦着满是汗水的面颊，他想整顿好秩序，但是徒劳。
“被临时拘留的公民们！”他不停地重复道，“不要瞎吵了！你们是在民警局，不是参加舞会，被临时拘留的公民们！”
可是，“被临时拘留的公民们”根本不予理睬。
两名从刑侦局来的纠察队队员蹲在墙角擦重机枪。我找到了苏霍夫。
“我等你等了好长时间，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他说完就笑了。他笑的开朗温存，不仅双唇在笑，眼睛也在笑，笑时面颊泛起红星。我从来不会这么笑。可惜的是，人的笑——那是对其童年的回忆。然而，我不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就如同不愿想起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不过，那时他还不是修士大司祭……
“怎么，这些人是从苏哈列夫卡抓来的吗？”
“不，对那些已经筛过了。这是从斯马连斯克抓来的，刚刚送到。”
“沃尔任宁的工作进展得如何？”
“不大顺利……”帕维尔吞吞吐吐地说。我明白了，“苏哈列夫卡的核桃”比他们俩预想的坚硬得多。
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后，苏霍夫从铁柜里拿出一个沾满油秽污腻的小布袋，解开紧紧系着的带子，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在桌上。
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放在脏桌布上，宝石给人的印象很一般；无非是些玻璃制品之类的东西。
有名的，克贝尔曾为其写过散文诗的“约翰·兹拉托乌斯特”也未能引起人们的惊叹，一颗红色钻石滚到笔筒的阴影处，那儿的桌布被染上一块墨迹，因而红钻石更显得平庸无奇了。
“这是‘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吗？”我疑惑地问，并用铅笔头戳了戳宝石。看样子，帕维尔不喜欢我对钻石这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谨慎地从我手中取走了铅笔。
“你为什么认定这是‘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呢？”
“怎么，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我把所有的棱角都数了两遍。”
“棱角就是棱角，而……”
“你看，多么夺目的光泽。”
苏霍夫小心翼翼地，好象怕压碎或碰伤宝石似的，用两个手指捏起钻石，把它举到灯光处。
“看到了吧？”确实，这颗寻常的小玻璃块突然光彩夺目，闪闪发光，一道红光顺着手向四面射去。
“亲眼见到了吧，而你却怀疑，”他得意地说，就象拿起来时那样，又小心翼翼地把钻石放回原处。
红宝石安放在笔筒的阴影处，那块染了墨迹的桌布上。不过现在，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它不再是一块普通的玻璃块了。现在它已被视为“鸽子血”色的钻石了。它的光焰没有熄灭，只是弱了一些，不象刚才那么灿烂夺目。
“科萨切夫斯基同志，约翰·兹托乌斯特是个什么人呢？”苏霍夫问道。
“教会的创始人，君士坦丁堡的圣明的大主教。”
“我问的不是这个。这我也知道，我们在上宗教课时学过。”
“你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呶，一般说……”
看样子，苏霍夫是想弄清兹拉托乌斯特的社会出身及其政治立场。
“他出身在富裕之家，可是，他的观点在四世纪是够进步的。”我郑重其事地说。
“进步的？”他感到惊异。
“完全正确。比如说，他认为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他反对奴隶制，抨击富人和贵族。他在布道时说，所有的人生来彼此本无差异，穷困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产物。”
苏霍夫迷惑不解。看来，宗教课教员在介绍约翰·兹托乌斯特时，认为讲这些内容是多余的。
“这就是说，兹拉托乌斯特号召人们起来革命，是吗？”
“不，他离这一步还很远。”我忍不住笑了。“这位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仅仅是丘慈善家和自由主义者。他试图说服富人同穷人有福同享。‘许多人指责我攻击富人，’他说，‘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公平地对待穷人呢？我不是怪罪富人，而是怪罪那些贪暴的家伙。’无论如何不能拿他同布尔什维克相提并论……”
苏霍夫笑了起来。
“同立宪民主党倒挺相近，对吧？”
“很相近。”
“真有趣，”苏霍夫说完，又接着问：“你要放大镜吗？”
看来，他确信我会象他那样数棱角。
“我想，最好去请教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我们先研究一下情况，然后再去拜访他。沃尔在宁正在审问那个倒卖赃物的贩子，你以前认识那个人吗？”
“不太熟悉。他叫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普什科夫，在苏哈列夫卡开了一爿旧货铺子，经营呢料大衣，外衣和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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