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赫沃西科夫的谈话给我的印象是，他直到现在还惧怕马霍夫。总而言之，他也好，博林也好，除了建议我等待时机外，再没有提出其他好主意。如果说，对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或者梅斯梅尔“等待时机”尚可获得什么的话，那么，对马霍夫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监视他，而最主要的，是我们没法去监视他。必须在西特洛夫卡集市上建立一些关系。这时，我突然想起可以利用在集市上落户的“无党派者协会”或者“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
可是从何下手呢？
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最初一段时期我们同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关系还是彼此相容的话（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把自己军火库中的武器分发给黑卫军［黑色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色，黑卫军即其武装力量。——译者注。］，那么，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关系就冷落了下来，而到了一九一八年一月份，在相互关系中已经出现了相当尖锐的矛盾。诚然，联盟的领导人在自己的公开声明中强调了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奉公守法。譬如说，列昂·乔尔内在同一家报社的记者谈话时说，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支持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的政策都符合人民的利益。但令人遗憾的是，布尔什维克在进行根本社会改革时，表现了令人不能理解的迟缓和拖延。因而这才迫使无政府主义者“促进”他们一下。
“实际上，矛盾很深，也是原则性的”——这不是别人，正是克鲁泡特金［１８４２－１９２１，公爵，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１８７２年他在旅居国外时参加了巴枯宁所建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译者注。］亲口说的。老头子早就不搞实际活动，与联盟断了联系，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才可能说出心里话。他在人数众多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声明无政府主义现在和未来将同任何一种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同沙皇，同布尔什维克……无政府者既然反对任何政权，那么就不会，也不可能对我们有所例外。
无政府主义者无视中央征用委员会的一切法令（联盟装做承认它的存在），强行侵占商店，把食品和布匹分发给老百姓，征用私人住宅、汽车和仓库。他们把贵族和地主的庄园及其全部财产都捐赠给了自己的公社。因此没有他们的参与，屠格涅夫的庄园不会被洗劫一空。毫无疑义，这一切全部出于一个善良的愿望——“促进”行动迟缓的执政党布尔什维克。
当我们提出抗议时，他们恭恭敬敬地听取，并保证无政府主义者不谋求政权，最后还困惑不解地耸耸双肩。
我把打算吸收无政府主义分子寻找牧首法衣圣器室失窃珍宝的想法向雷恰洛夫做了汇报，他持怀疑态度。可是当我把巴里事件讲给他听之后，他笑了。
“看来，这是个办法，或许会搞成。试试好了。”
据我估计，巴里事件完全可能成为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暂时合作的基础。这起事件在莫斯科引起过很大反响，而在无政府主义分子中则引起一片惊慌不安。克鲁泡特金就此案给我打过电话，他希望在释放狱中国犯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私人关系。克鲁泡特金只字不提巴里事件。但是我很清楚，这正是突然看重我这个普通人的奥秘所在。巴里事件象根鱼刺一样便在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咙里，没有我的帮助或者是雷恰洛夫的帮助，无政府主义者就无法拔出这根刺。
这是一桩大丑闻。著名的莫斯科工业家巴里是一个饮酒作乐的家伙．八天前他被绑架。这事发生在深夜十二点左右，当时巴里酒足饭饱后正同令人倾倒的女歌手一道走出“莫斯科自由俱乐部，——前“莫扎伊卡”剧院。在台阶旁停着一辆“代姆列尔”牌小轿车。巴里还没有来得及抬腿，两个健壮的小伙子就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塞进汽车。当女歌手明白过来她该干什么时候，是晕倒在地还是喊人救援，汽车已疾驰而去……
绑架犹如在美国电影里看到的：使用氯仿［一种麻醉剂。——译者注。］、戴假面具，不言而喻，还蒙上眼睛。
巴里被带到某个别墅里，一个“脸色苍白、目光紧张的小伙子”用左轮手枪对准他，递过来一张纸，上面盖着“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莫斯科地下小组”的图章，在一格里写着被绑架者的名字，而在另一格里写着赎金的数目：八十万卢布。巴里掏出钱包，里边仅有五十卢布。“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们狂怒了，但还是收下了这笔钱。然后他们让他写一张两天为期的欠条，共欠四十九万九千九百五十卢布（巴里讨价还价定为三十万）。在欠条上还有这么几行字：“在我获释之际，我做为共和国公民和一个正人君子立下誓言，并已正式警告我，如果拒付和延误交付欠款，将对我和我的全家人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直至使用威力巨大的炸弹。”
巴里表现出令人羡慕的镇静，这天夜里他照旧在情人家里过夜。可是，再挺不住了，第二天清晨巴里全家逃出，搬进刑侦局……
杜博维茨基着急了，他还没有碰到过如此果断的行动。
“你们，怎么啦，是打算在这儿过夜吗？”他问那位热爱生命的一家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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