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霍夫走进办公室。他一看见格拉祖科夫，那张带有稚气的孩子般的脸立即变严肃了。他使劲把从制服口袋里露出来的那本从彼得格勒搞来的关于宝石的小册子往里塞，用手紧紧捂住，郑重其事地问：“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同志，可以叫汽车了吗？”
苏霍夫说话的声调冷冰冰的，每逢有“旧制度的残余分子”在坐时，他总是用这种声调同我说话。他极不赞成那些同资产阶级分子拉近乎的同志。格拉科科夫自然是在“残余分子之列了”。
“我们马上就走，”我说道。“先让我介绍一下，这是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格拉祖科夫，一个好人，还是一位宝石专家。你正在阅读宝石方面的书，而在你面前就有一个活人，他可以解答你提出的住何问题。”
苏霍夫的脸上泛起了少女般的红晕，总算把那本硬皮书塞进了口袋，井随便嘟囔了一句：“可以解答任何问题……”
“是的，几乎是所有的问题。”
苏霍夫的脸红了，他不喜欢我拿他迷上珠宝艺术一事开玩笑，于是以生硬的口气对我说，“那么，我就去通知司机，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二
当我审讯格拉祖科夫时，雷恰洛夫给我打电话，让我在同无政府主义分子见面之前到他那儿去一趟。
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办公大楼的前厅里，在不知从哪所中学里弄来的黑板上刚贴上一张纸——苏联人民委员会致俄国全体劳动者的公开信：“……敌军在占领德温斯克、维登、卢兹克后，继续向前，企图切割交通干线和用饥饿困死革命的中心……我们要和平，我们准备付出重大代价以换取和平，但是我们也应随时准备回击敌人，如果德国反动势力妄图扼杀我们……”
一名患肺结核，穿着破旧军大衣的士兵，用被莫合烟熏黄了的手指指着木板上的俄国大地图，地图上用特制的小旗标出了战线的位置。他用嘶哑的声音喊道；“弟兄们，我来自莫吉廖夫，来自大本营。将军们把士兵们出卖了！枪毙那些坏蛋！”
苏霍夫痛苦地瞅着我，他的目光在对我说：“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们应当到前线去！”
传递信件公文的女秘书们在走廊里急冲冲地来回奔走，鞋后跟不停地敲打着地板；旧军官们站在刚成立的前线工作部的门口等着接见；
一位年仅十七岁，穿着皮夹克和马裤的委员正向赤卫队员们解释莫斯科军区特别司令部刚下达的命令：全城转入战争状态，昼夜巡逻，实行宵禁，收缴武器。就地处决犯罪分子……
举行罢工的医生们站在宽楼梯台上，不停地倒换着双脚。原来放在那儿的亚历山大三世的半身石膏像已被搬走，代之的是某个未来派雕塑家雕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们的塑像。
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值班室人员瞅了一眼宣传画——“用铁拳粉碎罢工”后，严厉地说：“公民先生们，应当结束罢工了。闹一阵子——就该满足了。恶性罢工事件将要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我给你们二十分钟的时间，再多一分钟也不行，革命法庭的审判员们在等着。我们要自觉，不能再耽误审判员同志们的时间了。办案的审判员已在催我了。”
从医生们的面部表情看，值班员的这番话，尤其提到的“法庭”和“审判员”这两个词击中了要害，使他们明白了自己在浪费时间。
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刚走到雷恰洛夫办公室的门口，挂在走廊里的壁钟正报出我们受接见的时间。过去我从未注意到时间计算得如此准确。可是雷格洛夫却不在办公室，这可不是他的工作作风，我不知所措，难道雷恰洛夫改变了自己多年养成的准时习惯吗？
我从值班员那儿得知，雷恰洛夫已受命前去布置莫斯科铁路沿线的岗哨（从战局考虑，出入莫斯科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半小时前他从亚历山德洛夫车站打来了电话，请您等他一下。”值班员说，“再过五到十分钟回到这里。”
可是，我们等了不是五分钟，十分钟，而是整整一个小时……
尽管雷恰洛夫似乎在注意听取苏霍夫和我的汇报，可给我的印象是，他此时此刻正在思考别的事情。
“请再说一遍，从格拉祖科夫那儿没收来的珍珠价值多少？”他问道。
“大概值三万到四万。”
“这么说，经过十天的搜寻，只还给国家三千万中的三万卢布，平均每天三千卢布。”雷恰洛夫小结道，“如果你们继续这么干下去，那么，找回全部失窃的珍宝需要八年多的时间。太久了吧！对吗？”
当然，可以提出反驳，因为不能在刑事侦察和财会工作之间打上等号。但是雷恰洛夫的主导思想是正确的：现有的成绩不能令人满意。
总是站在正义和公道一边的苏霍夫开始向雷恰洛夫解释我们遇到了的重重困难，但雷恰洛夫打断了他的话。
“困难不是理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指出的是，你们放过了瓦西里·梅斯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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