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我们可以认为谈话到此结束。”我说，“希望谢苗‘同志’说话算数……”
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先生亲启
莫斯科刑事侦察局
阁下：
享承至圣的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旨意，特向阁下奉此专函。我荣幸地从至圣的修士大司祭处获悉，阁下为人正派，并为把俄国瑰宝归还祖国而不惜余力地查明案情，为此，请接受我的敬意。
去年年中，当时我任皇村卫戍部队副司令，我的几位朋友对在不幸的俄国土地上竟然大规模地发生抢劫、盗窃事件深感不安，而请我代为保存他们的珠宝。为此我拟出了一份清单。您已经在我父亲，格里戈里·彼得洛维奇男爵和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克贝尔先生家中发现了这份清单副本。
当时请我代为保存珠宝的人中有：现居国外的巴斯科夫斯基伯爵，他是无价之宝“巴图林斯基的汤盘”的主人；我的老战友，骑兵大尉格里鲍夫，俄国珠宝艺术的杰出作品“金马可”归他所有；格拉博男爵夫人及其他朋友，这些朋友现都居住在国内，我的不慎可能有损于他们的名誉，为此我无权说出他们的姓名。
在免除我的皇村卫戍部队副司令一职后，我处境困难，我的哥哥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教名阿法纳西）想出了一个办法。应他的请求，瓦拉姆修道院院长，至圣的费奥菲尔修士大司祭同意把珍宝存放在修道院的法衣圣器室里。这批珍宝在那里一直存放到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不知为何关于收藏这批珍宝的消息在修道院里流传开了，法师担心财宝落入县苏维埃手中，因为他们正要没收修道院的一部分财产。法师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可否征得圣明的季米特里大司家的同意，将这批珍宝移往莫斯科的牧首法衣圣器室。季米特里大司祭曾是瓦拉姆修道院的前任院长。同月，当我和表妹去看望哥哥的时候，他给我看了季米特里的回信。信中写道，尽管他很愿意，但不得不谢绝，因为牧首法衣圣器室的使命是人所共知的，他没有权利作广义的解释。我非常感谢我们家的老朋友，世代深交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尔斯塔温先生，他因事从芬兰来到了彼得格勒，看望了我并答应利用自已在东正教主教公会和莫斯科宗教法庭里的老关系全力帮助我。阿尔斯塔温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莫斯科主教表示同意。我把珍宝带到了莫斯科，并存放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
我认为，我把受托的这些珍宝放到了一个可靠的地方，但又考虑到圣明的季米特里修士大司家的不赞许态度。我很尊敬他老人家，所以打算另找一个存放地点。不幸的是，我没来得及这样做。
以后的情况您比我还清楚。得知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后，我急忙赶到莫斯科。我给克贝尔先生发出电报，请他到车站接我。珠宝匠没有去车站（他应当在餐厅等我），于是我就去他家里找他，也没有见到。克贝尔小姐说，她哥哥对发生的事感到震惊，并觉得对不起我，因此有意不去车站接我。当然，怪罪于他是不公道的。
最后，科萨切夫斯基先生，我想报告几个情况，也许有助于侦查工作。当我们把珍宝带到莫斯科时（为了安全，我的一个同事随我同来），我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们。我两次看见一个瘦削的先生，他中等身材，戴着黑色宽沿帽，并试图同我搭话。此外，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那时珍宝已放进了牧首法衣圣器室，傍晚时我的同伴遭到了一伙武装盗匪的袭击。强盗们抢走了小行里箱，我们就是用这只箱子从彼得格勒运来了珍宝和武器。同伴对我说，在那帮盗匪中，好象有我提到的那个人，但他不敢肯定，因为袭击他的时候天色已渐黑，很难看清强盗们的面孔。
很遗憾，不能为我个人辩解，对上述内容再无新的补充。
我不能受良心的谴责，强使您相信自己的忠诚和对您的尊敬。
瓦·梅斯梅尔
牧首法衣圣器室珠宝匠费·卡·克贝尔公民的供词（摘录）
（由莫斯科刑事侦察局一级侦察员苏霍夫审理）
克贝尔公民（以下简称克）认识到了所发生的事件具有的历史意义后，在世界无产阶级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宣誓：只讲真话。
克：我已经看过了梅斯梅尔男爵写给科萨切夫斯基先生的信。前次博林监察员审讯我时，我说了假话。在我家里搜查出来的清单不是珠宝匠佩雷尔曼交给我的，而是瓦西里·梅斯梅尔男爵在去年底交给我的。上面列着男爵保存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
苏霍夫（以下简称苏）：准允许你把瓦西望·格里戈里耶维奇·梅斯梅尔公民从彼得格勒运来的珍宝存放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
克：我遵照圣明的莫斯科总主教大人的旨意，把珠宝放进了法衣圣器室。
苏：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知道总主教的旨意吗。
克：当然，他不会不知道。
苏。他对此是什么态度呢？
克：不赞成，完全不赞成。修士大司家给牧首写信说，他已自动解除了法衣圣器室执事的职务。的确，当男爵公民的小箱子存入牧首法衣圣器室的仓库之后，大人不再巡视法衣圣器室，他认为那里已不受他的监护。只是在至尊至圣的吉洪牧首大人使他相信总主教是按个人意见行事，并向他保证，近日男爵就取走自己的珍宝后，他才又到那儿去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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