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给军队买的包脚布运到了，非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
当我得知通讯员是乘政委的汽车来到旅馆时，我请他稍等我一下。我吸了口烟，赶紧穿好衣服。阿尔秋欣看着我，也伸手去拿自己的上衣。
“现在的差事比沙皇那会儿还难干，”当我们三人下楼走到前厅时，菲立蒙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抱怨着，“不管白天，也不管黑夜，都得不到安静。”
“将来让你睡个够，菲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
“我算什么？我的意思是，到了夜晚就得睡觉。”
当然，阿尔秋欣说的很对。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乘政委的汽车先到了铁路局，然后去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最后来到了刑侦局。帕维尔·苏霍夫已经在等我们了。
……从梁赞开来的邮车，在整个一九一八年仿佛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按时刻表准时到站。这种情况不仅使我，而且也使那位用电话通知我火车已进站的车站值班员感到惊异。
在我同他谈完话，挂上听筒半个小时后，两辆小汽车开进刑侦局的院里：在警车上坐着赤卫队员，在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那辆车上坐着博林和沃尔任宁（后来才知道赫沃西科夫暂时留在萨拉托夫）。撑着雪橇的纠察队的战士们紧跟在汽车的后面，飞也似地驶进了院子。
“停车，停车，老弟！”沃尔住宁对司机喊道，他站了起来，在一群刑侦局的战友面前特别惹人注目。
汽车转了半个圈，车轮在冰面上直打滑，侧着靠近了台阶。
沃尔任宁没有开车门，灵巧地从车帮子上跳了出来。
“找回来了，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猜到了。”
水手威风凛凛，在敞着怀的罗曼诺夫式短皮袄的里面露出了纹身的花纹，被推到后脑勺上的帽子竟奇迹般地顶在脑袋上，身上扎了好几条新皮带，稍微一动就听到象没上油的大车轴发出的轧轧声；身体两侧别着两把装在木盒子里的毛瑟枪。他的眼睛、牙齿都在闪光……
沃尔住宁从汽车上拿起一个封着铅印的皮箱子扔给站在台阶上的赤卫队员。
“开始卸车吧，弟兄们！”
“不要着急，沃尔任宁，”博林制止了他。
博林扯了扯皮袄的下摆，从汽车里出来，象往常一样，同我问过好后，请示把珍宝搬到什么地方去。
“暂时先放在杜博维茨基的办公室里，彼得·彼得洛维奇！杜博维茨基和雷恰洛夫马上就到。东西很多吗？”
“这可怎么说呢？”他笑了，他的小胡子欢快地跳跃着，“够我和你活一辈子的。”
博林解开自已的公文包，取出一捆用线缝住的信袋，向我解释说，“旧制度遗留下的公文手续。”他用修得很漂亮的长指甲敲着信袋说，“没收物品的详细清单。物品分别装在六只皮口袋里和三个铅封过的箱子里。”
帕维尔·苏霍夫走了过来。
“祝贺你一路顺风，马到成功，彼得·彼得洛维奇！”
“谢谢你，不过，我要说，你祝贺得早了一些。我们大家还得忙活一阵子。这是实话。
我让苏霍夫和沃尔任宁照看卸车，然后带博林回到办公室里。
在这里我才了解到这次萨拉托夫之行的艰难历程。
在“利必达”和银蜡烛被认出后。丘尔金，博林认为，此人并不是个蠢货，在同司法人员的接触中领悟了一些道理，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他明白，矢口抵赖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危险的。这只能使自已的处境更糟糕。“坦白”吗？太不够了，只有积极协助寻找失窃物品——才能将功折罪。此外，丘尔金和马霍夫一样，对同伙的仇恨心理使他下了决心，因为正是这些同伙从他嘴里抢走了肥肉。他不知道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的住址，可是，他知道萨拉托夫的销赃贩子的一些内情。这些销赃贩子可能会帮助普里列达耶夫脱手赃物。丘尔金点出了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三个人没有找到，他们不在萨拉托夫，博林和萨拉托夫刑侦局局长对其余的人尽可能地布置了监视，还控制住销赃贩子常去的一些地方；加码头附近的旧货市场、餐厅、市场和小饭馆。
第二天的傍晚，在亚历山德洛夫斯基大街的“友谊”餐厅里，萨拉托夫刑侦局的同志们抓住了帕维尔·沃尔德列夫和瓦连京娜·萨佐诺娃。据丘尔金讲，这两个人很早以前就认识普里列达耶夫。沃尔德列夫因两次收买赃物而被判刑。轰动一时的拉季谢夫博物馆盗窃案发生后，萨拉托夫刑侦局的同志们曾在他家的阁楼上找到了几幅著名的俄国画家的油画。在旧刑侦局调查科的卡片里存有关于他的详细资料。在同一卡片上沃尔德列夫的姘妇萨佐诺娃的名字也被列入。
在“友谊”餐厅里，这两个人向来萨拉托夫市办事的萨玛拉股份有限公司的商人戈尔洛夫兜售金锭。戈尔洛夫还没来得及买下金锭，就被……
在对萨位诺娃搜身时，找到了六块金锭，而在她的情夫的住房里，又找到了八块。没有审问多久，他们俩人就供认了；是“水手”给他们金锭让拿去卖掉，“水手”就是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他答应拿出款额的四分之一给中间人，作为酬劳。“水手”没有讲金锭从哪儿弄来的，他们也没有问。“水手”现住在谁的家里，他们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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