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以为你会用得上，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温格试着解释。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记不得了。
“你最后一次用冰箱是什么时候？”我问他。
他耸耸肩。“上星期，说不定是上星期一。我拿东西出来给楼上的医生。我这星期一没来，今天是我这星期第一次用冰箱。”
我慢慢记起温格星期一补假。是我自己把洛丽·彼得森的证据拿出冰箱，然后再上楼去收集其他证据。我会没有注意到这个硬纸夹吗？还是因为太累、心思太乱，以至于把她的证据与那天处理的另五组证据混杂起来了？如果真是这样，哪一个硬纸夹的证据才是她的？我已经拿上楼的那一组，还是这一组？我无法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我一向都非常小心。
我很少穿着罩袍走出验尸房，几乎从来没有，就连火警演习也不例外。几分钟后，当我穿着血迹斑斑的绿袍快步走在三楼走廊时，检验室的工作人员不免好奇地盯着我看。贝蒂正在她拥挤的办公室喝咖啡休息。她只看了我一眼，眼神就僵住了。
“我们有麻烦。”我马上说。
她瞪着硬纸夹，注视着上面的标签。
“温格刚才清理冰箱里的证据时发现的。”
“噢，上帝！”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跟着她走进血清检验室。我对她解释，我不记得曾经采集过两组洛丽·彼得森的证据，也无法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戴上手套，从柜子里拿出一些瓶子。她试着安慰我：“我想你上次送来的应该是正确的，凯。那些显微镜与棉花棒都一致，与其他证据也一致。所有证据都指出是非分泌者。这一定是你多采集到的一组，只是你忘了。”
又多了一个疑问。我只采集了一组，是不是？我能发誓吗？上星期六已经是遥远的记忆，我不能确定我当时的每一个动作。
“里面没有棉花棒，对吗？”她问。
“没有，”我回答，“就只有这个装了玻片标本的硬纸夹。温格就只发现了这个。”
“嗯。”她在思考，“让我们看看会显示什么。”她依次把每个玻片放在显微镜下。长长的沉默后，她说：“我们有大的鳞片形细胞，可能是口腔或阴部的细胞，但不是肛门的。而且，”她抬头看我，“我没有看到任何精子。”
“上帝！”我闷哼一声。
“我们再试一次。”她回答。
她撕开一包消毒棉花棒，拿出一根，用水蘸湿，轻轻将棉花棒滚过玻璃片上的样本，接着以相同的方法依次采样——一共有三片。之后她用采好样的棉花棒去擦白色滤纸上的小圆圈。
她拿出滴管，开始熟练地在滤纸上滴磷酸萘，再滴快蓝B盐。我们瞪着滤纸，等待它们变成紫色。
一点反应也没有。那洼湿湿的小痕迹在折磨着我。虽然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会出现反应，但我还是继续瞪着，好像我可以凭意志力让它们起反应，以证实有精子的存在。我真希望相信这是多出来的一组样本，而我的确采集了两组洛丽的证据，只是不记得了。除了显而易见的结论外，我愿意相信任何事。
这些玻片上的样本不是洛丽·彼得森的。不可能。
贝蒂面无表情的脸告诉我她也在担忧，只是尽量不表现出来。
我摇摇头。
她被迫下结论。“那么，这些不像是从洛丽的案子来的。”她停了一下，“当然，我会尽力去分类，看有没有别的因素。”
“拜托你了。”我深吸一口气。
她再度试着安慰我。“我从凶手体液中分离出来的液体与洛丽的血液样本一致。你不需要担心。我一点也不怀疑第一次送来的证据……”
“有人会提出疑问。”我悲惨地说。
律师会乐歪嘴。上帝！他们一定高兴死了。他们会激起陪审团的疑心，让他们怀疑所有样本，甚至怀疑试管里装的是不是洛丽的血液。他们会质疑所有送到纽约作DNA检验的样本。谁能保证那不是从其他尸体上采来的？
我以几近颤抖的声音告诉她：“我们那天有六个案子，贝蒂。其中三个需要采证，都可能是强奸。”
“全是女人？”
“是，”我低声说，“全是女人。”
星期三晚上，比尔在神经紧绷、舌头又被酒精麻痹时所说的话深深烙在我心上。如果我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将对案子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只是洛丽的案子会受影响，所有案子都会。我无法假装这个夹子不存在，而它的存在让我不能在法庭坦然发誓所有的证据都一致。
我没有第二次机会重新采证。洛丽的样本已由信差送到纽约的检验室，她经化学药品处理过的尸体已在星期二下葬。要起出她的尸体根本免谈，而且也不会有太大的好处，反而会耸动视听，引起大众好奇。每个人都想知道为什么。
贝蒂跟我同时望向门口，马里诺走了进来。
“我有个可笑的想法，大夫。”他停下来说道。他脸色凝重，目光转到台面的玻璃片与滤纸上。
我麻木地瞪着他。
“让我带这组证据到范德那里去。说不定是你把它留在冰箱，但也许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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