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姐姐说话跟你像不像？”
“跟我像不像？”她的声音提高了不少。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怪——”
“你的意思是她是否跟我一样说起话来像白人？”她开始发怒，“不错，她是！难道教育不就是这一套？所以黑人可以说话像白人？”
“请你不要误会，”我真诚地说，“我绝对无意要冒犯你，但这点很重要……”
我对着电话向空气道歉。
露西知道第五桩勒杀案，也知道所有那些被杀的女子。她也知道我在卧室里放了把点三八口径的手枪。晚饭后她已问过我两遍。
“露西，”我冲了一下盘子，将它们放进洗碗机，“别去想那把枪。要不是我独自一人住，我才不会去买枪。”
我一直想把枪藏在她找不着的地方。但自从发生调制解调器那场风波后，我发誓一定要对她坦白。几天前，我已经把调制解凋器跟电脑接通了。只要露西还住在这里，那把枪就依旧放在我衣柜上层的鞋盒里，但枪里并没有子弹。最近我每天早上把子弹退膛，晚上再装回去。至于弹匣，我放在一个她永远不会想到去找的地方。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睁得很大。“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有枪，露西。你应该也明白枪支有多危险……”
“枪可以杀人。”
“对，”我们边说边走进客厅，“没错。”
“你有枪，所以你可以杀人。”
“我不想杀人的事。”我严肃地告诉她。
“嗯，就是这样。”她坚持道，“这是你买枪的理由，因为有坏人。”
我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
露西撸高她粉红运动衫的袖子，抱怨道：“这里好热，姨妈。为什么这里老这么热？”
“要我把空调调冷一点吗？”我漫不经心地翻过电视的节目表。
“不要。我讨厌冷气。”
我点起烟，她又抱怨我抽烟。
“你的书房好热，又有一股好臭的烟味。我打开窗，还是一样臭。妈妈说你不该抽烟，你是医生还抽烟，妈妈说你知道不该抽的。”
多萝茜昨天很晚的时候打来电话。她和她的插画家丈夫在加州，我不记得到底在哪里。我已经尽力对她礼貌了，原本我还想提醒她：“你有个女儿，亲骨肉露西，记得吗？你还记得她吗？”但我没有说出口，而且很保留，几乎达到宽宏大量的地步，其实主要是为了露西，她就坐在桌旁，紧紧抿着嘴唇。
露西和她母亲大概讲了十分钟，就再也无话可说。之后她将全副精神放在我身上，挑剔我，顶嘴，指使我往东往西。柏莎说她今天一天都是如此，晚上柏莎要走时索性叫她“麻烦鬼”。柏莎告诉我，露西几乎没有踏出我的书房。从我一离开，她就坐在电脑前，直到我回家为止。柏莎最终放弃要她到厨房吃饭的想法，她得以在我桌旁进餐。
电视上的闹剧好像越发荒谬，我与露西也在客厅上演我们的闹剧。
“安迪说如果你有枪但不会用，比没有枪还要危险。”她大声宣布。
“安迪？”我心不在焉地问。
“罗夫之前的那一个。他常去垃圾场打瓶子，他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射中。我打赌你射不中。”她好像在控告我般的审视我。
“你说对了。我的枪法说不定没有安迪好。”
“我就知道。”
我没有告诉她，事实上我对枪支颇有心得。买那只不锈钢卢格点三八之前，我去过办公楼地下室的室内射击场，在枪械检验室专家的专业指点之下，试用过各型手枪，而且我常常练习，成绩还很不错。如果形势需要，我不认为自己会迟疑着不能开枪，但我不打算同我的外甥女讨论。
我平静地问她：“露西，你为什么要挑我的毛病？”
“因为你是个大笨瓜！”她的眼睛里充满泪水，“一个老笨瓜。如果你去试，只会害死自己，他才不会被你抓到。然后你也死了，他会杀死你，就像电视上演的一样。”
“如果我去试？”我不解地问，“如果我去试什么？露西？”
“如果你想先杀他。”她愤怒地抹掉泪水，小小的胸脯剧烈起伏。我瞪着电视上的家庭闹剧，却视而不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冲动地想逃回办公室，关起门来忘情于工作，但我慢慢靠过去，把她拉过来。我们就这样坐了很久，没有说一句话。
我不知道她在家时与谁说话。我无法想象她和我妹妹能够深谈任何事。很多写书评的人赞誉多萝茜及其儿童书籍“别有创见”、“深刻动人”、“情感洋溢”。多么讽刺！多萝茜把心力都投注在不存在的小孩身上。她爱护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各种细节上。她考虑他们会怎样梳头，穿什么衣服，思索他们的问题和成长的关键。露西则在一旁渴求她母亲的关爱。
我回忆以前在迈阿密时与露西共处的时光，我、她、我母亲和多萝茜共度的假期，也想到露西上次的来访。我从不记得她提到任何朋友的名字。我想她没有朋友。她会谈她的老师、她母亲那群乱糟糟的男朋友、对街的斯普纳太太、清理院子的詹克和来来去去的女佣。露西是一个个子小小、戴副大眼镜、无所不知的小天才，比她大的小孩忌妒、厌恶她，与她同龄的小孩又不能了解她。她处处不调和。我想我和她一般年纪的时候，就和她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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