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1049年，包公出任三司使财政官，更是时刻关心着民间疾苦。他曾说过：“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只有减轻百姓负担，才能长治久安，利国利民。因此，包公上书给仁宗皇帝，要求罢掉“天下科率”，减轻赋税。在他巡视山西室，发现漳河两岸的邢、洛、赵三州(现在的山西中南一带)万顷肥沃农田却被当成军马牧场使用，不准种粮食。但是，军粮却从外地远道运来，费时费力又耗费国财。包公立即上书请求归还耕地，仁宗很快也下了诏书。结果，粮食、马料都得到了解决。在这可以看出，敬业精神、爱国精神也是包公和其他官僚很大的区别。
为民不畏权势
在出任开封府后，在为民谋福去害方面，包公一如既往，从来不因为权贵当道而后退半步。当时，开封是北宋的首都，黄河的支流惠民河从城中穿过。很多权贵便在河的两岸占地营造宅院，还将河纳内的田地霸占，又营建园林，致使河道越来越窄，阻塞了水流。到了夏季多雨季节，常常发生水患，给京城的百姓带来了灾难。
包公经过实地调查后，立即调集人力，全部拆除了非法建筑。对于伪造地契、弄虚作假、拒不拆除的立即严惩，并上报朝廷，撤其官职。包公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在很短的时间里便从根本上清除了这一人为造成的水患。
官府改革 便民诉讼
包公还进一步改革了开封府的官衙旧习气，为民谋福。按照宋朝法律，到衙门里告状的人不能直接到官吏面前递交诉状，要由下属“门牌司”来转达，这使许多百姓受到刁难勒索，敢怒而不敢言。包公到任之后，马上撤去了“门牌司”，让人将衙门的大门敞开，允许百姓直接到公案前陈述递状，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府小吏们对百姓的盘剥。因此，《宋史amp;#8226;包拯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在当时，连妇女和小孩都知道他的名字。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包待制”，还送给他一个绰号“阎王爷”，以示敬重。还有一句民谣在京城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就是说，打官司如果没有钱打通关节，会有包老为你做主。此外，这句话还隐含着一种意思：说情、拉关系、打通关节的事，根本到不了包公那里。
万世景仰的人
包公一生俭朴为民，从不贪求百姓一点钱财。在端州任知县时，他改革弊端，每年只收取贡品数的“端砚”，绝不加码以压百姓。而前几任的县令都是肆意加上几十倍的数目，从中大取民财。到包公离任时，案头也没有一台当时全国闻名的“端砚”。百姓们特意精制了一台送给他，包公婉言谢绝，“不持一砚而归”。
如今，包公已经成了清廉正直官吏的代名词，外地的游客到了合肥，都要去看看包公祠，怀念这位名垂千古的人民“公仆”。合肥市南门外的“包孝肃公祠”，即后人为纪念他的英明而建的，祠旁还专门凿了一眼井，百姓称之为“廉泉”，清朝人李国蘅说：“孝肃祠旁之井为廉泉，不廉者饮此头痛。”后人称赞包公“正气大名留宇宙”，“道直千秋同岳峙”。
包公之所以世代受人崇敬，原因就在于他爱国、爱民，并且以实际行动处处体现出来，有时为民请愿谋福，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执法者特别是法官们都应该以包公的精神自励，为国家的法制建设、为法治社会的早日到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品相关 包公故事
包公解州破命案
北宋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河东盐池主理盐政的太常博士范祥变盐法，推行“钞引法”，亦称“盐钞法”。废除旧盐务管理体制，改革利益分配办法，使坐商与行商分家，这就意味着产、硝趋向专业分工方向发展，后来竟成为全国通行的钞法。“钞引法”的推行得罪了旧时盐务官吏和当地的豪商列绅、巨商富贾。他们把范祥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妄想置范祥死地而后快。
黄庆霖是范祥的左膀右臂得力助手。积极倡导和推行“钞引法”，在潞盐行商销售方面肩负着重要任务。旧官吏和商人暗中勾结，沆瀣一气，软磨硬抗，阻碍推行“钞引法”的落实，受到黄庆霖的指责。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认为只有杀死黄庆霖，才能保住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失，范祥就无能为力，“钞引法”就会半路夭折。
河东盐池盐务当时由陕西转运使兼管，黄庆霖到陕西巡视潞盐行销情况后，返回河东盐场，路过解州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团团围住，砍刀置死，抛尸在解州黑龙潭旁边，其状惨不忍睹。
此案一出，朝野震惊。宋仁宗接到范祥的奏折后，立即派 三司户部使包公从陕西路(今西安市)昼夜赶赴解州，从破案入手，给破坏推行“钞引法”的旧盐务官吏，豪商列绅以置命打击。解盐事，主盐政，强行推行“钞引法”。
着名的耿介大臣包公来到解州后，不顾旅途辛劳，马不停蹄，察勘了现场。认定黄庆霖是被人用绢带勒死之后，由凶手移尸荒郊野外，用砍刀戮尸而成的。浑身被砍有12刀之多，最长最深一刀是用侧刀砍伤的(当地老百姓铡草的一种长刀)，手段惨忍，动机险恶，明显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谋杀案。“此案不破，我誓不为官”，包公立下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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