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呢? 没有。影响力昵? 没有。钱呢? 没有。杀害他的动机呢? 没有。下一个。”
“我不准备依据勒恩的编号来说。”梅兰德说道，“希尔杜·约翰松，六十八岁的寡妇。当时正从女儿在费斯曼纳街的住处回家。
出生在伊得柏洛。跟她女儿问过话的有拉尔森、蒙松，还有……
啊，这无关紧要。她靠老年金过着平静的生活。其他没什么可说的。“
“只有一点，她应该是在欧丁路上车，所以只坐了六站。除了她女儿女婿之外，没人知道她会在这个时间搭公车走这一段路。继续。”
“约翰·谢尔斯特伦，五十二岁，出生在西脊市，席贝莉街格连修车厂的工头。当天他加班之后坐了公车回家，这点毫无疑问。他的婚姻也很幸福，主要的兴趣是他的车子和夏天的度假小屋。没有犯罪记录。薪水不错，但也就是这样而已。认识他的人说他八成是从厄斯特马广场搭地铁到中央车站，然后转乘公车。这样的话，他应该是从皇后街的出口上来，在欧里恩百货外面搭车。他的老板说他是个技术高超的技师，也是个好工头。修车厂的技工都说他——”
“是奴隶头子，会欺负人，对老板则摇尾巴谄媚。我去和他们谈过。下一个。”
“阿尔方斯·什未林，四十三岁，出生在美国明尼波利斯，父母是瑞典籍的美国人。他在战后来到瑞典，就一直留在这里。
他经营小生意，主要是进口喀尔巴阡山的云杉做传声结构板，但十年前就破产了。什未林酗酒，他在溪丘的戒酒中心戒过两次酒，也因为酒醉驾车在柏吉苏监狱坐过三个月的牢，那是三年以前的事，他生意失败之后，就改行当工人，现在他替本地的议会做杂工。案发当天晚上他从酒厂街的箭矢餐厅回家。他没喝多少酒，原因可能是因为没钱;他住的地方简陋破烂。他可能是从餐厅走到代沙路的公车站的。他独身，在瑞典没有亲戚，跟他一起工作的人都喜欢他，说他性情好，脾气好，能喝酒，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敌人。“
“他看见了凶手，在死前对勒恩说了些让人听不懂的话。专家对录音带的分析出来了吗? ”
“没有。穆罕默德·布西，阿尔及利亚人，在餐厅工作，三十六岁，出生在一个我不会念的地方，名称我已经忘记了。”
“啧啧，真是太大意了。”
“他在瑞典住了六年，在此之前住在巴黎。不参与政治活动。他在银行有储蓄账号。认识他的人说他害羞内敛。他十点半下班，正在回家的路上。正直的人，但小气、乏味。”
“你这不是在说你自己嘛。”
“布里特·丹尼尔松，护士，一九四。年出生在艾斯卢。她坐在斯滕斯特伦旁边，但没有证据显示两人认识。和她交往的医生，当天晚上在南方医院值班。她应该是在欧丁街和寡妇约翰松一起上车的。她也是要回家，中间没有耽搁，她下班就直接上了公车。当然我们无法确定她不是跟斯滕斯特伦一起的。”
科尔贝里摇头。
“绝不可能，”他说，“斯滕斯特伦干吗要这么个苍白的小女孩儿? 他要的家里都有了。”
梅兰德茫然地望着他，但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接着是阿萨尔松。外表体面，但内在就没这么漂亮了。”
梅兰德停下来，弄了一下烟斗，然后继续说：
“这个阿萨尔松是个颇为可疑的角色。两次因为逃税被定罪，还有一次是一九五。年初的性犯罪——性侵害一个打零工的十四岁少女。三次都坐了牢。阿萨尔松很有钱，他做生意、做事都毫不留情。许多人都有理由讨厌他。连他的老婆和弟弟都觉得他很可恶。但有件事情很清楚：他之所以在公车上是有原因的。他参加完在纳法路举行的某种聚会，要去找一个叫做奥尔松的情妇。情妇住在卡尔贝里街，在阿萨尔松的公司上班。他打电话给情妇说他要过去。我们问了她好几次话。”
“谁去的? ”
“贡瓦尔和蒙松。分别去的。她说——”
“等一下，他为什么搭公车? ”
“可能是因为他喝了不少酒，不想自己开车。雨下得太大叫不到出租车。出租车公司的总机忙不过来，全斯德哥尔摩没有一辆空出租车。”
“行了。那个情妇说了什么? ”
“她觉得阿萨尔松是个龌龊的老头儿，几乎等于性无能。她是为了钱，不想失去工作才跟他。贡瓦尔觉得这女人是贱货，一定还有别的男人，而且她很蠢。”
“‘拉尔森先生和女人’，我想干脆写本小说就叫这个名字好了。”
“她也对蒙松承认自己还服侍和阿萨尔松有生意往来的人。
这是阿萨尔松要她做的事情。阿萨尔松出生在哥德堡，上车地点是在动物园桥。“
“多谢了，老朋友。我的小说就要这么开头：‘他出生在哥德堡，上车地点是在动物园桥。’太棒了。”
“所有时间都符合。”梅兰德不为所动地说。
马丁·贝克第一次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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