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位大师的世界里，也一直不乏罪案。纽约市还在回响着他神奇的破案故事：在一件患有脑麻痹的苔藓学家的案子里，埃勒里从一团还不到他拇指指甲大的干苔鲜中，抽丝剥茧，得出明确的推论，最后找到纽约一家最富声望的医院的外科手术室，救了一条人命，也让自己再度声名大噪。
还有一件是艾德莱纳·蒙奎欧克斯的案子，他那非凡的破案方法，由于与那位古怪的夫人的遗产执行人订有协议，在1972年以前，不能对外公布。这只是两个例子而已，有关奎因办过的案子的完整“清单”，毫无疑问，将来某个时候，会在这样或那样的出版物中出现的。
是埃勒里自己喊停的。去年九月以来，他已经瘦了很多，连一向就没胖过的他都开始警觉了。
“都因为你没完没了地一直在东奔西跑，”八月一个早上，奎因警官在早餐桌上说，“埃勒里，你该歇歇了。”
“我已经歇了。昨天见到巴尼·克尔，他说，我如果想光荣地因冠状动脉栓塞而死，最好照样过着过去十一个月的生活。”
“我希望那能让你清醒清醒!你打算做什么，孩子?”
“这个嘛……我这一年已经收集了足以写二十本书的资料，但是却一直没有时间开始写，甚至连做计划的时间也没有。我要重新开始写作。”
“那克里普勒的案子怎么办?”
“我已经交给托尼了——还带着我的祝福。”
“感谢上帝!”老警官虔敬地说，因为在他那张床的上方的那些书架上，已经没地方塞得下哪怕是再多一本的报纸剪贴簿了，“但，干嘛这么急?为什么不先休息一阵子?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走走。”
“我都腻味去别的地方了。”
“不，我不觉得我能指望你在你自己的屋里踏踏实实躺着休息，”老先生一边咕咕哝哝地说着，一边伸手去拿咖啡壶，“是啊，我懂了，你会把自己关在那间被你叫做书房的鸦片间里，而我会完全见不到你。看看你，又穿上那件烟服了!”
埃勒里笑着说：“我告诉过你，我要开始写书了。”
“什么时候?”
“马上，今天，今天早上。”
“你哪来这么多精力……如果你真的一定要穿那种女里女气的东西，干嘛不给自己买件新夹克?”
“扔了这件夹克?我写东西习惯穿这件哪。”
“当你开始这样讲话的时候，”他父亲提高了声音，双手推着桌子起身，说，“就知道没得说了。晚上见，孩子。”
于是，奎因先生再度走进他的书房，关上门，准备“开工”。
要注意的是，酝酿一本书的准备过程，和动手写一本书的准备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者你需要的是检查和清理打字机、更换新的色带、削铅笔、将干净的纸张摆在适当的位子以及把笔记和大纲放在正确的角度等等。但是构思的阶段就完全不同了，即使是作者的脑海里充满着想法和创意的火花，他也完全不需要任何行头，也不需要在乎那些东西怎么摆，他只需要一张地毯，以及孤独悲惨的自己。
来看看经过范霍恩事件之后那年的八月的一个美好的早上，在书房里的奎因先生。
他精力饱满地、像个将军似的在地毯上踱来踱去，操练思绪。他的眉头开朗，眼睛有神而温和，脚步不缓不急，双手从容地放着。
接下来，看看二十分钟后的他。
他的两腿上抽下踢地剧烈运动着，他的眼睛露出狂野的神情，眉毛猛烈地跳动着，两手不自觉地握成拳头。他靠着墙，是想找块能让他冷却的石膏。他冲到一张椅子里，坐在椅子边缘，双手在两膝之间紧握着，就像在乞求什么的姿势。接着，他跳起来，把烟斗填满，然后放下来，点一支香烟，两次都灭了火，香烟依然在他唇边。他轻轻咬指甲、抓抓头、找自己嘴里的蛀牙、挖鼻孔、把两手伸进夹克口袋里、踢踢椅子，瞄了桌上早报的标题一眼，但是又倨傲地把眼光移开。他走到窗前，立刻对一只在纱窗上爬行的苍蝇产生了科学研究的兴趣。他右手的手指搓弄着右边口袋里的烟末儿，把一撮烟末搓成一个小绒球，再把这小绒球放到刚好也在右口袋里的一张小纸条上，用小纸条把小纸球裹上。他又把那张纸条拿出来，瞥了几眼上面写着：
范霍恩北山丘路莱特镇
埃勒里坐在他书桌旁的椅子上，将那张纸条放在桌上的记事本上，身体往前靠，双手平摆在桌面，下巴靠到手上，看着那张距离鼻尖两英寸的纸条。
范霍恩北山丘路莱特镇
那是范霍恩的案子留下来的东西。
他现在记起来将近一年前发生的那一幕。
而他那时也穿着这同一件夹克(“我的天，那是这以前我最后一次穿这件夹克”)。
他给了霍华德一些回家的车钱，送他走下楼，霍华德拦了辆出租车，他们在便道握手时，埃勒里忽然想到，他不知道霍华德家住哪儿。两人为此大笑，然后霍华德从身上穿着的埃勒里借给他的西装外套口袋里，拿出一本黑色记事本，撕下一页，写上自己的地址。
就是这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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