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口问道：“陈霖春可是《上海日报》馆的外勤记者？”
汪银林点头道：“正是。包先生，你也认识他？这个人很精明，观察力特别强，思想又——”
霍桑不耐烦地道：“好，好。这个人和这案子有什么关系？”
汪银林忙道：“自然有关系。我因着他的指点，得到了两种证据，方才确定这凶案的真凶！”
霍桑仰直了身子，把纸烟取在手中：“喔，你已经确定了那个真凶？是谁？”
汪银林吐出了一口浓烟，洋洋得意地答道：“是个女凶手：我没有料错，凶手到底是一个女子！”
“哪一个女子？”
“伊叫俞秀棠！”
七、意外消息
汪银林的揭示不能不使我们惊异。因为昨晚俞家里的事情，我们还保守着秘密，不料他也自动地和我们走上一条路来。他回头瞧着我。
“包先生，这女子你不是也认识的吗？昨晚上伊的父亲天鹏做生日，你不是也去道喜的吗？”
我点头道：“是的，当钱芝山去吵闹的时候，我也在场。不过我们正在搜寻证据。霍桑刚才说要进行的另一条线路就是这一条，因着没有把握，所以还没有和你说起过。”
汪银林道：“那末你们也早已怀疑伊？”
霍桑代替我答道：“是的。但是你可是单凭着昨夜的事情就认为秀棠是凶手？”
汪银林摇头道：“不。我还有更确切的证据。”
“什么？”
“我曾经到邮局里去查问过，知道最近和芝山通信的，就是这个俞秀棠。三天前芝山还写过一封快信给伊。伊也有回信。我得了这个消息，当初还没有成见。
后来我看见了陈霖春，问他关于钱芝山的事。他说他也正在竭力探访这案子，预备明天报上的资料。他本认识俞天鹏，很怀疑他，但他到俞家去探访的时候，被守门人拒绝了，没有见面。他所以怀疑天鹏，就因有个《国民日报》的编辑左一萍，昨夜也在俞家吃寿酒，目睹亲钱芝山到天鹏家里去吵闹的事。左一萍就把这回事告诉了陈霖春。陈霖春又告诉我芝山和秀棠本来有爱情。他好几次在影剧院里见过他们俩，因为陈霖春也认识秀棠的。他还说上礼拜五他看见秀棠披过一条很精致的黑狐皮的围巾。这是霖春自己说的，并不是我先有什么暗示。因这一来，桑绶丹昨夜看见的，和谢家女人所说的那个披黑狐皮围巾的女子都有了着落。
霍先生，你想这岂不是一种可靠的证据？“
他不但走上一条路，而且还走得相当远，不过他的终究似乎是歧途。霍桑带着欣赏的神气在倾听，听完了也不发表批评。
我插嘴道：“银林兄，你可是以为桑警士所见和谢妇所说的披狐袭的女子就是俞秀棠？”
汪银林反问道：“难道还不是？”
“果真不是。你错了。”
“喂，错了？你凭什么证明我的错？”
“很多。”我想一想，又说：“第一，黑狐皮围巾是现在摩登女性的流行品，算不得特殊的证据。第二，我们知道俞秀棠在上礼拜六以前固然还有这样一条围巾，但在昨天晚上已经没有了。”
汪银林诧异道：“喔，你知道得这样详细？”
“是，这是我们从俞家方面侦查的结果。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异点足以证明是两个人。就是口音的不同。”
“晤？”
“谢妇说那个去办交涉的女子操杭州口音。但秀棠明明是久住在上海的，口音是本地音。虽则他们原籍是常州，可是就是杭州常州的口音也相差很远，决不至于相混。凭这种种，可见你是错误了。”我说完了瞧瞧霍桑，他似乎点一点头。
汪银林喷出了一口散乱的烟雾，抗辩地说：“你怎知道秀棠不会说杭州话？
伊为避免人家注意，也许故意变换口音。“
“不会。伊的家庭中没有说杭州话的人，并且杭州话也不容易学。”
“那末一定是那个姓谢的妇人听错的。”
“这也决不会。谢妇是杭州人。杭州人听自己的乡音，怎么会弄错？何况他们又直接交谈过？故而我敢说那个办交涉的女子决不是秀棠，是另一个钱芝山的同乡。
昨夜桑警士看见的，当然也不是伊。“
汪银林的答辩沉默了，可是他咬住了雪茄，还是悻悻然。霍桑就进行排解。
他拍着椅圈，说：“你们何必多辩？这问题最简单，有谢妇可以作证。那披黑狐裘的去办过交涉的女子是否就是俞秀棠，只顺叫伊出来辨认一下，立即可以明白。”
汪银林忽把夹着雪茄尾的手摇一摇，大声说：“不，我想用不着叫姓谢的来证明。我说伊是凶手，还有更可靠的证据！”
唉，汪银林的个性的确强，他还是不服气。不过我相信他也不会凭空坚持。
霍桑也动神地注视他。
他问道：“银林兄，你还有什么证据？”
汪银林道：“我曾向新民路警区里去调查过，知道昨夜派在白杨路岗位的警士名叫邵根福。据说他在昨夜十一点半左右，看见一个少年女子从俞天鹏家的后门里出来，形状上近乎偷偷掩掩。霍先生，你想这个女子是谁？除了秀棠以外还有别的人吗？”
我看见霍桑的脸部的肌肉骤然紧张，已从轻意变成严重。他先前惶惑的神色也突然消灭。他仰起了身子，丢了残烟，定了眼睛，呆呆地瞧着火炉。是的，汪银林的最后谈的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要是警士的指证不错，昨夜里秀棠是出外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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