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明白吗？”埃勒里的语气像是在鼓励大家思索。
“泽维尔医生是惯用右手的。我此前早已证明过，一个惯用右手的人把一张牌撕成两半时会用他的右手去用力，用右手把揉皱——如果他要把它揉皱的话，起码扔掉其中的一半时会用右手去扔，不管哪一半留哪一半扔，这都没有区别，两半都一样。反正留下的那半张自然而然地应该在左手上。但在我的示范性地论证中是说，在马克发现泽维尔医生时，那半张牌一直在右手上。所以说，留在泽维尔医生右手上的半张牌根本就不是他撕开的。所以说是另外有人撕开那张方块J，再把它放在他的右手上的。所以说那半张方块J，指认双胞胎为罪犯的线索，也是一次陷害，事实必须澄清，双胞胎在泽维尔医生谋杀案中完全是无辜的。”
被说到的哥俩目瞪口呆，只知木然地望着埃勒里，连笑一笑或如释重负地吁口气这样的动作都不会做了。也许这有罪或无辜的宣告，较之头顶上威胁到生命的灾难，只是小事一桩吧，他心里暗想。
“因为第一次陷害，”他加快语速继续说道，“已经在两点半以前安排定，也就是在马克闯入犯罪现场以前，那么我有充分的把握断言：第一次用方块J诬陷双胞胎的手段已经由凶手实施。除非我们做这种未必靠得住的假设：陷害者在凶手之后马克之前来到犯罪现场；换句话说，除凶手之外，有两个陷害者。”他摇摇头，“别弄得那么悬了。陷害双胞胎的人就是凶手。”
“以尸体的僵直来证明是凶手而不是泽维尔医生留下方块J来指认双胞胎，”警官略带怀疑地说，尽管他本人对听到的非常感兴趣，“我觉得多少有些武断。似乎不那么有说服力。”
“是吗？”埃勒里笑了，因为他已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使他们的注意力远离大火，“噢，我向你保证我说的是事实而不是推论。我可以证实。但在此之前我打算依照逻辑提出另一个问题：杀害马克·泽维尔的凶手就是杀害他哥哥的凶手吗？尽管有极大的可能性，是同一人犯下这两桩罪，但我们还不能说必然如此。我可没有妄下臆断。我是为自己满意来证明这件事。”
“就在马克被谋杀之前，是怎样一种局面呢？他在就要说出杀害他哥哥的凶手的名字之际失去知觉的。霍姆斯医生肯定地说受伤者在几小时之内完全有可能醒过来。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到了这个诊断：谁在马克恢复知觉后将面临最大的危险呢？显然，是那个要被垂死的人揭去面具的人；即，负有罪责的那个人：杀害泽维尔医生的凶手。结果就是我已经说过的，在这种极为特别的严重时刻，杀害约翰·泽维尔的凶手孤注一掷地潜入马克的卧室，以将其毒毙这样的手段迫使其永远沉默。而且，你们要注意，不管马克是不是真的知道谁是凶手，这都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仅止是存在着威胁这一点就足以令凶手下手。”
“没有异议。”警官说。
“实际上我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让我们假设：有两个凶手，杀害马克的和杀害约翰的不是一个人。那么第一二个杀人者会选择那么不利的时机去实施犯罪吗？我指的是他知道马克是在有武器的职业警探守卫下。不会的，只有那个不得不去冒这个风险的人才会去冒这个风险；要杀就得在这个时间，就得在那天夜里，就得在马克恢复知觉开口说话之前。所以我说，在论证上不能有逻辑或心理学意义上的弱点，我们对付的是一个罪犯。”
“没有人怀疑这点。但是你怎么才能证明你的结论：是凶手而不是泽维尔医生留下方块杰克指控男孩们？”
“我马上就要说到这里。实际上，我并不是非得证明它不可。我们已经有凶手自己的坦白，在他杀了泽维尔医生之后陷害双胞胎之时。”
“坦白？”举座皆惊。
“行动胜过言语。我敢说你们这些善良的人一旦知道马克·泽维尔死后有人偷撬存放着在泽维尔医生的书桌上发现的那副牌的柜锁后一定会吃惊不小。”
“什么？”霍姆斯医生惊讶地说，“我怎么不知道。”
“我们没有公告，医生。但在泽维尔被杀后确实有人在起居室偷偷鼓捣壁柜的锁。壁柜里有什么？泽维尔医生被杀现场发现的那副牌。而那一摞纸牌中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令某人认为有必要去撬锁呢？事实上，其中的方块杰克已经不在了。那么有谁知道这副牌中方块杰克已经不在了呢？只有两个人：马克·泽维尔和杀害约翰·泽维尔医生的凶手。马克·泽维尔已死。所以撬锁的人只能是凶手。
“那么凶手打开柜门的动机何在呢？他是要把那副牌偷走或是毁掉吗？都不是。”
“何以见得？”警官问。
“因为这所房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那柜子只有一把钥匙，柜里只放有那副纸牌，
卡罗夫人长出了一口气。而卡罗兄弟则以毫不掩饰的崇敬目光仰望着埃勒里。
埃勒里站起身来，开始不停地走动：“凶手是谁，这个陷害者兼凶手的人是谁呢？”他用一种不自然的高声提问道，“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可能点出罪犯的身份呢？回答是，有的；而且我刚刚已经说明了——”他的话锋轻轻一转，“再做什么补救已经太迟，但还是可以自我鼓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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