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选定十八个人专职负责此案，其中三位是堪萨斯州调查局最能干的侦查员———哈罗德·奈，罗伊·丘奇和克拉伦斯·邓茨。杜威对这三人组成的“劲旅”来到加登城调查此案感到很满意。他说：“有人得小心了。”
芬尼县法院是一座普通的石头水泥建筑，坐落于一个种满绿树、颇有吸引力的广场中心。司法长官的办公室就位于法院大楼的三层。加登城曾经是一座喧嚣热闹的拓荒小镇，如今已变得相当安静。总的来说，司法长官的工作不是太多，他的办公室由三间家具很少的房间组成，是县法院里那些无所事事者经常光临的僻静的地方；他那好客的秘书艾德娜·理查森女士通常煮着一壶咖啡，有充裕的时间“闲聊”。然而，正如她所抱怨的，“这个克拉特事件”引来了“各地的人”，使“所有的报纸都在大肆宣扬”。这个案件以通栏大标题出现在西起丹佛东至芝加哥的报纸上，把大批记者吸引到加登城。
周一正午，杜威在司法长官办公室里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我要谈的是事实而不是理论，”他对记者们说，“现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一个需要记住的事实：我们所要处理的不是一起谋杀案，而是四起。我们不知道四个人中谁是主要目标，或者说是首要受害者。可能是南希或凯尼恩，也可能是父亲或母亲。有人说，唉，肯定是克拉特先生；因为他的喉咙被切断了；他所遭受的折磨最厉害。但那只是猜测而并非事实。如果我们能知道四个人死亡的先后顺序，那对我们将大有帮助，但是验尸官无法告诉我们死亡的顺序；他只知道死亡时间是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到星期天早上两点之间。”接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杜威说两位女性都没有受到“性侵犯”，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屋中物品被盗；他认为克拉特先生在死前八个小时签署了一份四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合同是“一个奇怪的巧合”。但是，杜威确信这份合同和犯罪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唯一在经济上获益的是克拉特先生仅存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唐纳德·贾乔太太和二女儿贝弗里·克拉特小姐，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之间怎么可能有联系呢？不过，他对记者们说，他的确在想凶手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但还是不说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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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二章(4)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实际上，此时对这个问题，杜威并无结论。他依然抱有两种看法，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在推理重演犯罪过程中，形成了两个设想：“单人作案的设想”和“两人作案的设想”。在前一种设想里，凶犯被想象成这家的朋友，或无论如何，有人对这所住宅和居住者的情况相当了解，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个人知道克拉特家的门很少上锁，知道克拉特先生单独睡在一楼的主卧室里，知道克拉特太太和孩子们分别睡在二楼的卧室里。因此，杜威设想这个人很可能是在半夜前后步行接近了屋子。窗户是黑的，克拉特一家都睡了，至于农场的看门狗特迪，唉，谁都知道它怕枪怕得要死，一见到入侵者手里的武器，就瑟瑟发抖，呜咽着偷偷溜走了。在进入屋子后，这个杀手首先破坏了电话，一部在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一部在厨房，在切断电话线后，他摸进克拉特先生的卧室，把他弄醒。克拉特先生在持枪者的威逼下，被迫服从命令，陪着他走上二楼，叫醒了其余的人。然后，克拉特先生用凶手提供的绳子和胶带绑住妻子并封住她的嘴，又绑住女儿（无法解释为什么他女儿的嘴没有被封住），然后把她们拴到床上。接着，父亲和儿子被押到了地下室里，在那里克拉特先生被迫封住凯尼恩的嘴，并把他捆在游戏室的沙发上。然后，克拉特先生被带到了锅炉房，头部受到猛击，嘴被封住了，手脚也被捆住了。现在，凶手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他一个接一个地杀死了他们，每次都把散落的子弹壳仔细地拣起来。当他完成这一切，就关掉所有的灯，离开了。
事情可能就是按这样的步骤发生的，这种可能性很大。但是杜威有一些疑点：“如果赫伯认为他的家人处于危险之中，面临致命的威胁，他一定会像老虎一样奋起搏斗。而且赫伯不是傻子，而是身体状态处于最佳的强壮的男人。凯尼恩也是，像他父亲一样强壮，个子还更高些，是个宽肩膀的小伙子。很难想象一个人，不管有没有武器，能同时对付他们两个。”另外，有理由认为这四个人是由一个人捆起来的：四人身上的绳套都是同一种类型，都是水手用的绳套。
杜威，以及他的大部分同事，都倾向于第二种假设。第二种假设在很多要点上与第一种一样，但重要的区别在于凶手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伙，这个同伙帮助他制服克拉特一家，用胶带封嘴，用绳子捆绑。但是，第二种假设仍然有漏洞。比如，杜威就发现很难理解“两个人怎么会同样地愤怒，怎么会在同样疯狂的暴怒状态下实施犯罪”。他继续解释：“假设凶手为克拉特家所认识，是社区的一员；假设他是个普通人，一个有着怪癖，对克拉特一家或某位家人抱有邪恶嫉妒之心的普通人，但他从哪儿找到一个足够疯狂、愿意帮他的同伙呢？这讲不通，也不合理。这样，一接触这个问题，就讲不出个所以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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