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2)
话题扯远了，还是回到《我为死囚写遗书》。
2001年9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印发单行本，书名改为《死囚档案》。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出版的个人作品专著。我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但是也留下了两个遗憾：第一、书名由通俗化的《我为死囚写遗书》改为专业化的《死囚档案》，导致很多读过连载的读者没有买到单行本，时至今日，仍旧有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我为死囚写遗书》为什么没有出版单行本？第二、由于成书匆忙，读者们看到的《死囚档案》，一无自序，二无后记，连载时，许多在读者中产生良好反响的精彩篇章未能收入。尽管如此，《死囚档案》的出版还是为我带来了荣誉，时至今日，许多地方开展读书活动时都将《死囚档案》列入“好图书”予以推荐；第二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了六本长篇小说；2004年，《死囚档案》荣获第二届重庆市文学创作奖。
今天，我在修改拙作时，将当初没来得及收入的篇章约八万字的内容补上，同时，我充分尊重那些既读过连载、又读过单行本的读者朋友的意见——他们说：这本书如果有机会再版，书名还是用《我为死囚写遗书》。
观镜听行道
2006年·重庆江津文化馆
死不“明”目(1)
他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一介良民会在一瞬间没有任何理由地变为杀人犯？从良民到死囚这一瞬间的合情合理的人性演变到底在哪里？
1 剔骨刀：他第一个死不“明”目的地方
1977年1月18日，艾强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木工镇。一直到1996年前，他的童年及少年都是在那座小小的的乡镇上度过的。到1996年时，已经十九岁的艾强长得身材高大，很像北方人了。尤其是，他长着一副憨厚的面孔，常常给人一种老实、本分的感觉。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艾强没有做出那件伤天害理的事情前，他没有任何犯罪前科。除了十七岁那年在朦胧的初恋时，他在一次约会中未经女方同意冷不防吻了她的眼睛之外，似乎找不出其他什么出格的举动了。纵然是十七岁的初恋，因了那一吻，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小乡镇上，女方也认为是遭遇了奇耻大辱，所以，在木工镇，十七岁的艾强不但失掉了爱情，还换来了一个“这个娃儿不学好”的坏名声。
坏名声导致了艾强的远离家乡。
艾强的母亲在重庆近郊小城江津有一房亲戚，因了这层关系，他的母亲于1995年下旬到江津市区租了门面，做起了饮食生意。随着生意的日渐红火，她将远在老家的儿子艾强接到了江津做她的帮手。
1996年4月下旬，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艾强怀着失恋后的郁闷心情，挥手告别了那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街坊邻居，来到这座长江边的小城市：江津。
那时，艾强才跨过十九岁的门槛不到三个月，青春的高歌刚刚奏响，没想到仅仅两个月后，就变成了悲哀的挽歌。
艾强不擅言辞，也不擅交往。在饭店里，他除了尽心尽职地做母亲的助手，平时很少出门。到了江津，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里，他除了没有朋友而感到寂寞外，他终于不再生活在“这个娃儿不学好”的议论中了。他感到很委屈：他与那个小女孩是谈恋爱，虽说年龄小了点，但亲吻一下是人之常情，干吗就成了“不学好的娃儿”了呢？ 同时，他也感到很气愤：对方也是小题大做，就算我艾强未经你同意，强行吻了你的眼睛，你可以在心里骂我是“不学好的娃儿”，干吗要说出去坏我的名声呢？
1996年7月3日中午，饭店里来了一男一女。艾强后来在狱中对看押他的劳改犯说：他把那一男一女比喻成地狱中的黑白无常，专门到阳间来给他指点到阴司的地狱之门的。奇怪的是，一直到执行死刑前的十多个小时里，无论我用什么方式启发他，他始终回忆不起那位男顾客的模样，甚至连对方的高矮胖瘦这些一目了然的外部特征都说不出来；倒是那位女人的样子，他历历在目。经过他一番言辞混乱、显然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艺术加工后，只要稍具社会常识的人一听就明白：那是一位风尘女子，除了陪歌、陪舞、陪酒之外，还有若干种陪法的女人。
“哥子，”艾强问我，“你看过印度电影《大篷车》吗？”
我点点头。
“她就像《大篷车》里那个露出肚脐眼的吉卜赛女娃儿。”
在艾强心里，他关注的也许不是那位风尘女子到底像不像吉卜赛姑娘，很可能是那位“多陪”小姐毫不掩饰肚脐眼的衣着让他想入非非……当然，这仅仅是笔者不负责任的猜测。
在那一男一女的对话中，艾强听到他俩反反复复地提到一个叫滨江路的地方。艾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听他俩的对话，似乎他俩的“爱情”是在滨江路上发生的。
应该说，并不是滨江路三个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是他俩在谈到滨江路时流露出来的暧昧神态，激活了艾强压抑在心底深处的好奇心。
他决定晚上到滨江路去玩玩。
1996年7月3日晚上七点多钟，艾强早早地洗掉了身上的油烟味，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向母亲告了假。他实实在在地说：“妈，我到滨江路去玩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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