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让我受到怀疑，因此也希望使整个掩蔽行动受人怀疑。如果他无法让人对我的
专业水平产生怀疑，那他会攻击罪犯心理轮廓描述，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
攻击整个心理学领域和所有的心理学家。毫不奇怪，结果在证人席上进行了为期两
天的有趣的辩论。
我的证据的中心思想涉及掩蔽行动可信度和纯粹性，从它的设计和执行两个方
面来说都是如此，还有我的研究发现，即柯林·斯塔格的性欲与我从杀死拉雪尔·
尼克尔的尚未辨别出来的凶手身上总结出来的性变态分析之间没有区别。这是一种
极其罕见的性变态，除开在特别医院或监狱里以外，同时同地有两个人都具备这些
特征的可能性极小。更重要的是，他在掩蔽行动期间的行为正好是这种罕见的人身
上可以预测到的行为。
毫不奇怪、斯特曼先生对我的发现表示了犬儒主义的看法，称它们是“投机型
和无法证实的”，它们只是我的直觉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
他问我柯林·斯塔格是否有精神疾病。
“我不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替他做过检查。”我回答说。
斯特曼先生说，如果我没有检查过斯塔格先生，那我如何能够拿出肯定的结论？
他是否患有《1974年精神卫生法》所说的任何一种反常病症？
“我不知道。”
他想诱我说出一些临床意见，而他明白，这样的临床意见只有在我对斯塔格进
行过体检之后才有可能得出的。我想他还希望我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让我用额外
的一些例子支持我的说法，因此让我超出自己能够有把握地说出来的话。
“布里顿先生，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一共分析了多少例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
一名带着孩子的年轻妇女的谋杀案？”
“一例都没有。”我说。那是个愚昧的问题，我本可以轻松地问他，他曾为多
少名据称刺了一名妇女49刀的嫌疑犯做过辩护？我的结论基于我对人类行为的理解，
也基于在不同种类的心理功能失常方面的经验。
问话非常尖锐，而且有攻击性，但有时候，斯特曼先生逼人太甚了。在一次问
话期间，他问：“布里顿先生，这是一例‘过度毁伤’杀人案吗？”
（他显然希望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那个词，否则就有可能同意他的说法。）
“当你使用‘过度毁伤’这个词的时候，你是指联邦调查局使用这个词的时候
所指的那个意义吗？”我问。
“是的。”他说。
“他们说，达到一定量的刺杀行为时——我觉得是指20刀——那么，杀人者可
能认识受害人，你是指这个意思吗？”
斯特曼说：“正是。如果有20刀或以上的刺杀行为，则受害人可能认识攻击者。”
（拉雪尔被刺49刀，而斯塔格被认为是她根本不认识的一个人。）
我回答说：“当有人身上中了20刀，则这个受害人认识杀人者，而如果受害人
身上只有19刀，则一定不认识杀人者，这个概念我们觉得在英国不是特别有用。”
毫不奇怪，斯特曼不再朝这条线问下去了。
被迫详细讲述掩蔽行动时，我解释说，这次行动是经过特别设计的，目的是要
给受试人一系列概念化的梯子让他自己去爬，而不是设置一根滑溜溜的绳子无情地
推动一个可能犯错误的人让他掉下去。
斯特曼问我，我是否觉得斯塔格有可能对莉西·詹姆斯说了一些寄希望于让自
己在她身上失去童贞的话？
我告诉他说，在来往书信和录音或者的的确确在与斯塔格先生有关的任何别的
材料当中，除开所持的真正的幻想以外，我都没有看到任何别的证据。
“有多少人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对莉西·詹姆斯做出同样的反应？”
“我可以这样说，能够产生那样的幻想，那么多的细节，那么高的强度，那样
的攻击行为以及能够对拉雪尔·尼克尔尸体的位置做出那样准确的描述的人的比例
小得难以察觉。”
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辩还在继续着。斯特曼希望知道我如何能够作出这样的判断，
我就解释了我的临床工作和治疗性功能紊乱的经验。我同意，在斯塔格的书信当中，
并没有提到肛交或杀死任何人的性幻想。哪怕如此，那种性幻想的狂乱程度都是非
常明显的，而且我相信，那样的行为有可能导致参与者死亡。同样，斯塔格曾报告
说，他在想像类似对拉雪尔·尼克尔的攻击行为时也体验到过性兴奋。
我最后从证人席上走下来的时候，已经感到自己身心疲惫至极。正式审讯在继
续，内政部的病理学家理查德·谢菲尔德医生出庭作证，然后是莉西·詹姆斯（她
因为掩蔽行动的工作性质而坐在一个木制隔栅后作证），最后是基斯·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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