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了，他希望我了解有关讯问韦斯特先生的最新情况。
“我可能星期四能够到。”
“那太好了。”他说，之后停顿了一会儿，就好像准备补充什么一样。
“有什么我特别应该知道的吗？”
“嗯……啊……骷髅上有些骨头不见了。”
“不见了还是尚没有找到？”
“不见了。我们挖得非常彻底，”他说，显得有些暴躁的样子，“主要是膝盖
骨和颈椎骨，但也有一块肩肿骨和部分胸骨不见了。”
这可能有数种解释，我告诉他说。骨头有可能被当作战利品给取下来了，或者
在捆绑或者折磨过程中给取下来了。“还有一种可能性，但我现在不想谈。等星期
四再说吧。”
班内特卷起他的衣袖，一直卷到了肘部以上，脸上还挂着在办公室工作了一通
宵的疲倦神情。在他的周围，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计算机打印出来的东西和拼图。
已经检查了数百份失踪人员档案，并进行了交叉检查，并与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
·韦斯特一家人的已知移动路线进行了对比。图形上列好了尸体的号码、位置以及
发现的顺序。
班内特是一名老派的刑警，出生在斯特劳德，并在当地的文法学校毕业，他比
许多年轻的警察更快地掌握了现代科技工具。他为这个案子专门请来了软件专家到
专案室来，并以典型的乐观口吻告诉我他是如何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
“我告诉他说我做了一个梦，”他这样开始，一边抬起眉毛来，确保自己得到
完全的注意，“我梦见我们将所有失踪人员的日期和地点登记下来，然后与我们所
掌握的韦斯特先生的不同信息进行对比。这是非常有用的。你能按这个要求编成软
件吗？”
那位软件专家早已经在他面前局促不安了，他说：“嗯，其实并不存在那样一
种软件。以前也从来都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
班内特笑了笑，然后发出了较为温和的指令：“嗯，你去吧，等你找到能够做
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再来谈。”
几天之后，这位专家回头来找他了。“我做好了。”他骄傲地说。
“太好了，”班内特对他说，“正好是我所需要的。”
接着，这位高级调查官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做了一个梦，”——说着
眼睛闪了闪光——“计算机已经为我做好了这件事，但我希望它能够显示更多的内
容给我看——”
然后他希望能够为每位受害人建立一个数据库，不管是已知的还是正在辨别过
程当中的受害人，再使这个数据库能够与保存着用计算机生成的克伦威尔大街25号
的各种图形以及尸体发现顺序的数据库兼容。
班内特以这种方式集成和展示尽量多的信息，他知道这有助于他跟踪一场大规
模调查行动的整体图景。它还能够帮助他预测韦斯特有可能设置的障碍，并迎击在
未来的审判中辩护方肯定会提出来的挑战。
“这个我们做不了，”那位专家以道歉的口吻说，“一个系统可以做一件事情，
另一个系统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但它们属于不同的公司，而已是沿着不同的路线
开发的。”
“那你去想个办法让他们拴在一起。”班内特说。
“但我们不允许这么做的，软件都有版权保护的。”
“啊，那你把那些公司找来，让它们想办法。”
那位计算机专家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
“听我说，”班内特说，他的声音更大些了，“这件事情跟我的谋杀调查案有
关。如果机器检索柱形图跟这次调查活动相关，那我就在外面的机器上装载这个系
统。你去干吧。”他真的干了。尽管他们两人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
们的工作关系的结果是一个新的计算工具的开发，它对未来的凶案调查人员有极大
的帮助。
班内特打开一份文件，讲述了已经辨别出来的那些受害人的细节。4名女性，其
中包括21岁的大学生露西·帕了顿，是在公共汽车站或附近失踪的，第5名显然是绑
架来的。
卡罗尔·库柏15岁，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1973年11月10号下午9点30分，看见
的人是一名公汽售票员，她跟男友一起去了电影院之后在沃切斯特她祖母家附近的
公共汽车站下车。朱安莉塔·莫特17岁，是纽恩特人，1975年4月11日失踪，此前她
对家人说，她要搭乘去10英里之外的格鲁斯特的公共汽车。谢蕾·哈巴德15岁，最
后一次被人看见是1974年11月在一个公共汽车站，她离开沃切斯特的德本汉姆斯商
店之后乘车回家。特里萨·西根哈勒是瑞士特拉勃的一名21岁的大学生，学社会学，
她1974年在伦敦当保姆，当时她给哥哥写信说要去爱尔兰过复活节。她计划搭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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