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房间里，但并没有去喝他家的一点水，没有吃一点水果，也没有打开饮料柜。
暴力和挣扎的痕迹在哪里？我自问。走道里没有暴力攻击一名女士的痕迹，客
厅里看起来是重新安排而不是当时受到破坏的样子——就好像有人小心翼翼地不要
把东西弄乱一样。同时，哥登·沃德尔总共在地上躺了16个小时，但并没有任何证
据证明他的膀胱会出现一点小小的麻烦。
在楼梯的顶端，也就是平台上，有一个卫生巾盒。它的样子和卡罗尔平时的整
洁不太相称。它是从哪里来的？谁将它放在那里的。也许这什么意义也没有，但是，
在设法使一切变得有意义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会代表一种意义。
问题很快就来了。为什么抢劫者什么都没有从房子里面拿走。他们甚至都没有
搜查过这个屋子。为什么要从车库里拖一口箱子出来？为什么要绑上沃德尔先生？
在楼上的第二间卧室里，我看到一台计算机和一台小打印机。旁边有一张工作
申请表，里面有一份简历。警方对这些东西不太可能产生很大兴趣，但一份简历告
诉给我的内容远远超过一个人的工作经历。它能够说出哪些东西是人们说的，哪些
东西是人们实际知道的。你然后会开始得到一些点子，知道他们用了哪些欺骗手段，
也许还能够知道他们对自己是如何评价的。
我扫了第一页，在“个人简况”下面，沃德尔描述他自己为“一流领导人，有
杰出的交流技术。有亲手管理经验，积极性很高和精力饱满的性格，有创造力，有
远见，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守纪律，有战略眼光，有分析能力，在仓储管理和分
销方面有可资查询的业绩。”
他列出了他以前的一些雇主的名字，然后还列出了“职业资格”这一栏，并在
下面写着“运输研究院会员”一项。贝利斯看到了我的反应，他立即问我发现了什
么。“这才是关键，”我说，把上面的字指给他看，“如果沃德尔先生的确杀了他
的妻子，那么，这就是他使谋杀活动得以成功的关键。这次活动显然是有背景的。”
“你意思是？”
“我们一直都在根据沃德尔的故事寻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证据，而我们都
认为事情不太容易说得通。”我说。
贝利斯点头，我就继续说：“同时，看起来这件事情要让一个人来完成的确不
容易——太多的过程要走到，太多的障碍要克服。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个运输问
题。从A点到B点再到C点，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框架下，一路还要解决很多
物证和技术问题。这就像一个项目管理练习，能够预想和计划到一系列简单的行动，
同时又要达到一个复杂的目标。”
贝利斯慢慢体会这里面的信息，他努力把我所说的话与这次调查的进展联系起
来。
开车回到纽艾顿的途中，我开始回想有关卡罗尔和哥登的朋友、邻居和同事的
大量的事实、报告和观察。整理出所有这些东西之后，我知道其中很多都在卡罗尔
的死亡当中没有意义，但是，每一片消息在开始的时候都值得给予同等的注意。我
现在必须把一切信息都进行归类，决定哪些消息是可靠的，哪些是可以彼此产生联
系的。而且看看它们如何跟各种各样的叙述产生联系。
贝利斯邀请我去参加犯罪咨询小组，这意味着我必须从头到尾卷入其中，也在
调查活动当中担当正式的责任。不是局内人很少接触到一次调查行动的内核，而我
也认为这是对我的相当大的赞赏。在许多方向，我都有一种优势。跟已经参与了数
百次刑事调查，而且面对时间、金钱和媒体关注的压力的警官不一样，我可以退后
一步，观察更大的一个图景。
刑警最容易落入的一个圈套是形成一个概念，或者关于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的
假设，然后想法找到符合自己的假设的事实。接连而来的信息在他们的头脑里以不
同的方式予以处理，这取决于它是否符合自己的假设，如果有数十名警官都卷在一
个共同的目的当中，而且还在时间和精力上投入很多，问题就会被夸大。如果一条
信息突然间出现，但又不符合事先的假定，那就有可能贬低它的价值。他们会找到
理由来否定这个来源，或者说服自己这条线索并不重要。
有可能影响大型调查案的另外一个困难在于个别刑警会感觉到他们自己的调查
意义最大，因为这就是他们自己的投入之所在。我记得在斯戴芬尼·斯雷特的绑架
案当中，我就在莱切尔格林的专案室里，当时有数名刑警都在执行不同的任务，比
如查找服刑释放人员档案、当地的线人和其他的一些房地产公司代理人。至少有三
个人单独到了我跟前来，他们都相信绑架案的答案就在于他们正在做的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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