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英镑的样品。找到了一个办法来抽取样品，看看哪些男子应该接受检测，而且应
该以什么顺序来进行——这会增大凶手在较早的测试中被发现的可能，因此而能够
较早抓到他。
贝利斯决定利用全面的心理轮廓描述报告来缩小搜查参数。他利用了新开发出
来的一个名为“瓦特森”的计算机系统，这个系统与“福尔摩斯”数据库连接起来
了，这样，心理描述的因素就可以用来使潜在嫌疑犯的数量减少到1750名，然后又
减少到了850名。
瓦特森系统的益处是，可以向它提出疑问，并用来跟随一个调查通道，使其越
过在调查期间收集起来的山一样的信息。例如，一个编程员可能说，“把与内奥米
·史密斯相关的所有男性的名字列出来，”这个系统就会列出395人的名字。然后，
他可以说：“把这批有联系的男性当中年龄在18岁至23岁之间的人列出来，再看看
这批人当中哪些人有过暴力犯罪史和强行淫猥史。”
这样，计算机就开始按照适合心理轮廓描述的程度列出一批名字来。第一批唾
样提取名单就从最适合心理轮廓描述的20名当中挑选出来。再后会有另外一批20名
出来，再20名，依次类推下去，直到凶手有可能被找出来为止。
跟前些年在纳波罗、恩德比和利托索普进行的类似工作不一样的是，这个过程
已经得到完善化，而且是谨慎进行的，而且还会利用照片和证人的材料来避免有人
为别人做检测。同样，还特别注意是否有人拒绝参加检测，或者离开这个地区。
从私下里来讲，贝利斯希望DNA行动的消息有可能对犯罪者的家庭或者朋友产生
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站出来。他请我看了媒体的报道，并仔细研究其中的用词，
明确表示这是相当有威力的一种科技，警察抓到凶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他的
家人或者朋友意识到游戏就快要结束了，他们有可能站出来而不是冒险承担包庇罪，
或者他有可能逃跑，使他自己冒出来。
9月23日，消息透露出来，并立刻成为全国性的报纸头条新闻，比如“DNA拖网”，
“内奥米凶案中的大规模测试”。
这个程序将于第二天进行，贝利斯说，届时，一组20名警官将开始给一些年轻
人的家里打电话。“我们抓到这名罪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能不能抓到的问
题。我听说有人觉得调查行动已经放松了。我可以再次对你们大家说，事实正好相
反。”
他补充说，警方没有权利迫使人们参与这次测试，但是，如果有人无理拒绝，
则警方会更多地了解他们的背景。当晚在现场出现的人的样本已经提取出来，包括
一些亲戚、医疗人员和警官——以便使他们排除在调查活动之外。
头一个星期四被警方逮捕的5名男子到星期天都放出来了，尽管调查人员又找到
了一些新的线索，并且刑警还造访了纽埃顿和贝德沃斯的另外33个家庭。1800多人
接受了调查人员的问询，证人陈述已经多出了441份。
哪怕如此，刑警们还是面临批评，特别是早间的戏剧性的大行动之后。有些男
性声称要采取司法行动，尤其是当他们的逮捕被一家电视台的成员录像之后。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到专案室去了好几次，中途还经常去完成临床约诊任
务，并收集新的陈述。调查人员已经收集了一座山一样的数据文件，我可以看到一
些男女对此穷于应付了。总有一个时候，对快速行动小组提出的要求会到达哪怕20
或者30名工作人员的极限。我在阿比·汉弗雷的案子当中看到过这种情况，当时，
极重要的信息已经出现在案卷当中，但没有人注意到。这导致了战机的延误，而这
样的事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在此，我再次看到一种管理制度的需求，必须有一种办法来处理来来去去的信
息。在贝德沃斯警察局的一次会议上，贝利斯站在前面，刑警们都坐在椅子、桌子
和空地上，我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这位警督重新陈述了最新进展，并请大家将调
查活动当中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再次写成报告，比如挨家挨户的调查问询和各种人的
不在场证据汇总。刑警们站起身来，报告了自己的情况，然后再次坐下。
那次会议对于刺激士气是有些作用，但有迹象表明有一两项行动还悬而未决。
不幸的是，人们经常会做出一些假定，或者错误地相信事情已经处理完了，因此没
有找到值得注意的东西。否则，他们觉得，事情一定会表露出信号来，因而就认为
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了。
例如住在乐场附近的那名妇女就没有接受问讯，因为有很多侦探都以为一定有
别的警探跟她谈过话。
我就此跟托尼·贝利斯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调查小组已经提出了多少线索？”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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