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相对少见，但是，在我们的监狱、特别医院和地区安全隔离单位里却有相当数量
的人是这个样子的。有些人专捉小孩子，另外一些人专门捕捉妇女并强奸她们，还
有一些人专门盯住男性。有些人还要对杀人负责。所幸，很多人在他们“成长”的
早期就给看出来了，因此他们就没有造成最大的伤害。每当这样的人给逮住的时候，
更多的人就会了解他们的背景，了解他们的心理成因，特别是他们的动机。
在极其痛苦的临床问询当中，他们的人生经历被拿出来予以解剖——他们的童
年、小学生活、就业、住宿衣食、爱好、性欲、人际关系和犯罪顺序都拿出来一次
又一次地进行研究。当然，他们会撒谎，不仅仅对临床工作者撒谎，而且还对他们
自己撒谎。什么东西都不能够从表面去理解，那些事实必须经历理性的判断。他们
的叙述必须经过检查，还必须与其他的一些材料来源进行比对，比如家庭、社会工
作者、教师、朋友和法庭及医疗记录。这是一项不间断的竞赛，我们永远也输不起
的一项竞赛。
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系列的图片从一个人在一辈子的不同时期内形成。
这些人格结构和动机拿来与其他一些人的进行对照，这些人不一定杀了人，但是，
他们也有同样的许多特征。对照也会在正常的普通男性与女性之间进行，它们是一
些在正常环境中成长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是哪些因素使他们彼此分开的。
通过仔细地探索和研究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得到更大的一个数据库，得以在其基础
之上开展工作。
我第一次坐下来描述心理特征时，就是这些知识在支持着我的结论。有数以千
计的性偏差人格结构，所有这些结构都是人跟人不同的，但是，许多核心的要素总
还是一样的。这就像看着不同的房子，我们知道家家都有卫生间，都有一个厨房和
一个洗衣房。
给一个罪犯描述心理简图的时候，他们犯罪的细节都是针对着这个知识的基础
来的。围绕着它的一切，地点、时机、武器、受害人。攻击的手段和残忍程度、谋
略的水平等，都会透露出犯罪者的某些方面。这个人的一切都在细节当中。如果你
错过了它，你就会迷失方向，如果你不明白你自己在研究的东西，你也不会看到它。
这有点像走进埃及坟墓而不明白墙上写的都是象形文字。了解这种语言、句法和语
法，你就能够明白里面的信息，了解建筑这些坟墓的人。但是，如果你不懂如何看
那些文字，那些雕刻就只是墙上的一些漂亮图画，它们跟你无关，或者更糟糕的是，
它们会被作出错误的理解，并导致完全错误的结论。
也许更好的一个比拟是玩拼图玩具。例如，每有案件发生的时候，我都会问自
己4个问题——发生了什么事，如何发生的，谁是受害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只有当我拿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才会去解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谁干的？
为了找到答案，我得在巨量的信息当中进行筛选，然后决定哪些是我可以依赖
的信息，哪些是不那么重要或者完全可以弃置一边的。这有点像同时玩几盘拼图游
戏。一个游戏会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另一个游戏会告诉我如何发生的，第一盘
游戏告诉我受害人的情况而第四盘游戏就告诉我犯罪者可能的动机。完成以后，每
一个游戏都会成为更大的拼图游戏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而这个最大的拼图游
戏就帮助我找到罪犯的心理特征。
尽管到1990年的时候我已经为无数的案子提出建议，但是，我对心理学轮廓描
述史，或者按更知名的说法称罪犯轮廓描述史却没有兴趣。我埋头于自己的临床和
咨询工作，很少有时间和兴趣去看看别处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的警察工作是在
业余时间里完成的，完全没有任何报酬。我惟一的契约是保持匿名。
这种情况到1980年代中期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我突然接到一个邀请，去
参加由约翰·史迪文森召集的一次内政部会议，约翰是学法律的，他是全国警察局
长协会刑事罪犯轮廓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约翰有调查重大暴力犯罪的第一手经验，
他是通过警视厅的途径慢慢升到警察局长协会小组委员会主席职务的，他作为大都
会警察局的一名警督工作了许多年。
全国警察局长协会是英国警方最有权力的机关之一，因为该组织将最有资历的
一些警官召集在一起，他们分别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约40个
警察局。
我接受了邀请，坐在不同级别的高级警官当中，还有一些公务人员、心理学家
和精神卫生职业工作者。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罪犯轮廓描述”，并且探
索其未来的发展。其他的一些人已经独自开展了这项工作，早期的结果看起来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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