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完整地回忆出当时的场景，并且用文字表述出来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码事。
从他心里再次唤起这段记忆的危险在于，这有可能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进一步的损
害。
他没有被杀掉，也没有受伤害，这个事实是一个重要的指示器。这表明，拉雪
尔是非常具体的攻击目标。
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困扰着我。拉雪尔的太阳穴上那张折叠起来的纸片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会贴在那个地方，谁贴的？是拉雪尔随身带着的，还是
那个杀人者带来的？那是留下来作为一张名片、一个嘲笑，还是出自某种仪式的需
要？那东西贴在那里并不合适。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这个人是不是一个
重复杀人者，会不会再次出击。这样的可能性是非常之高的。哪怕没有详细的分析，
事情看起来还是不太像掩盖起来的家庭谋杀，也不像走了火的争执引起的，也不像
哪个精神病人一时发作而弄出的一次性事件，不像是以后不会再产生的事件。
假定是最糟糕的一个情景，那我们对付的就是一个残暴的性攻击精神病人。但
是，他是以什么样的周期作案的呢？一年，一个月，一天？时钟在滴嗒作响，我们
必须尽快抓到他，以防他再次袭击别人。
在约翰·巴塞特回答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之前，除了等待之外我什么也于不成。
同时，我必须在一桩高等法院的案子当中提交证据，在那桩案子当中，一名年轻妇
女宣称她在德比的一家旅社受到系列性攻击。旅社的那名雇员被逮捕了，接受了审
讯并受到起诉，但是，他的首席律师的辩护词是：22岁的约瑟芬并无行为能力在法
庭面前提供证据，因为她有严重的智障，因此就不应该产生审判活动。她的父母和
旅社的员工都十分气愤——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不能因为一个年轻妇女有智
障就失去了提出自己被强奸的指控权。他们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几乎就是一
份公开的许可证，任何人都可以对有智障的人进行性攻击，因为他们知道法律不能
够拿他们怎么样。他们甚至还与当地的议员艾德温娜·居里联系，寻求她出面帮助。
最后，代表皇家公诉服务处的警方与我联系，请我对约瑟芬进行检查，这样我
就可以对她是否具备行为能力提出意见。我得回答两个问题：她能否区别对错？她
是否明白上帝的概念？
因为她必须在圣经面前发誓。她是否能够按照审判程序行事，是否有能力对律
师提出意见？我的理解是，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全都是否，则不管证据如何也不能
够进行审判。但是，我的工作不是要发现她是否有行为能力，我的作用是为法庭提
供参考意见，而且不管家庭和朋友有什么样的压力，都必须予以客观的建议。
后来证明这是个棘手的案子。一方面，约瑟芬的父母希望在我对她进行检查的
时候支持她，但是，这又不是我工作的方式。同样，因为已经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愤
怒和怨恨，人们很有可能无意间使约瑟芬对可能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了解产生偏
见。
我与约瑟芬一起坐下来，用的就是那家旅社的房间，因为周围是她所熟悉的环
境。她很焦急，坐在扶手椅的边角上，双手像关在笼子里的鸟儿扇动翅膀一样。
“我要去见我妈妈，”她泪水涟涟地说。
“她就在不远的地方。她一会儿就回来。我只是需要和你谈谈话而已。我不会
伤害你的。”
“我什么也没有干。我什么错事也没有做。”
“我没有说你做了任何错事，约瑟芬。”
她非常焦急，总想为自己开脱，很多有学习障碍的人面临身边的很多事情出错
时都会有这种常见的反应。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受到责备。
我需要用专注和耐心跟约瑟芬谈话，而且还必须找一个没有时间感的地方。约
瑟芬的障碍是这样的，我必须构造一种语言交换的方法才能够让她明白。她必须明
白我的意思，必须应对我的提问。同时，我的问题必须在口气和暗示性上完全中立。
我必须找到答案，同时不会对她的事件回忆过程产生暗示影响。
但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保持开放的思想。没有这一点，我还不如不去那里。
约瑟芬稍微放松一点之后，我开始努力发现她是否理解上帝的概念。问题必须
小心地提出来。我不能问：“谁是上帝？”因为那会暗示上帝是某种人类。
“请对我讲讲上帝，好吗？”我问。
约瑟芬说：“上帝住在天堂。”
（因此她认为那是一个地方，上帝是一种活物。）
“天堂在哪里？”
“就是人死后去的地方。”
“是不是人人都会去天堂？”
“我祖母去了天堂，因为她不坏。”
（这里面的含义是，如果你是坏人，你就不能够进天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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