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我们搞出了样品，代号“森林之神”。肯普和我来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军情五处总部的前门。休·温特博恩在那里迎接我们。他带着我们到了六楼的一间陈设简朴的办公室，把我们介绍给一个高个头的驼背男人。这人穿着一件细条纹西装，笑起来时，脸上的肌肉会失去对称。
“我叫罗杰·霍利斯。”他说着从书案后面站了起来，生硬地和我握手。“局长恐怕今天不能来看了，所以临时由我这个副手代表他出席。”
霍利斯没有同我们闲扯寒暄。他的办公桌上空无一物，证明了他是一个办事效率高的人。我不敢耽搁，立即把装置拿出来给他看。还有一只手提箱，里面是操作“森林之神”的无线电设备，还有两副天线，外表看上去像普通的雨伞。两副天线打开来，就可以进行接收和发射。
我们把“森林之神”装在军情五处在南奥德利街的一套公寓里，把天线装在霍利斯的办公室里。试验开始了，一切正常。我们听到了那边公寓里的说话声，甚至连钥匙在锁孔内转动的声音都一清二楚。
在试验进行的过程当中，霍利斯赞不绝口地说：“彼得，太棒了，这简直是一种奇幻的魔术。”
卡明在背后嗤嗤地促笑着。
直到此时此刻，我才知道，军情五处的官员们几乎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把他们自己禁铜在莱肯菲尔德大楼这个“世外桃源”里，很少体验过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胜利喜悦。霍利斯从书案后面又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地发了一通官话。他说，这是五处多么了不起的一天，说这正是布伦德里特组建他的班子所梦寐以求的。他讲这番话时带着一副居高临下的口吻，仿佛我们这些仆人为他在玫瑰园里找到了丢失的钻石冠冕一样。
“森林之神”不负众望，果然非常成功。美国人迫不及待地定购了十二套，并厚着脸皮复制了图纸，自己又造了二十多套。整个五十年代，“森林之神”作为获取机密情报的最佳工具之一，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被广泛使用，直到新的仪器取代了它。而就我个人而言，“森林之神”的研制成功，奠定了我在军情五处的科学家地位。从那以后，他们经常来找我，向我咨询日益增多的技术问题。
我仍然同卡明交往，渐渐也知道了他那个部门——A 处的结构情况。他管了四个科：一科为军情五处提供物资，从话筒到撬锁的扳子都有；二科是技术科，里面有许多像休·温特博恩那样的人才，他们使用一科提供的物资；三科负责同特别处的警察取得联系；四科是一个正在扩大的监视中心，负责跟踪伦敦各大街上的各国外交人员和其他外国人。
卡明在技术问题上是个低能儿。他认为A 处应当管科学，而不是用科学来管理A 处。因此，这个处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严重缺少现代化设施，这本来早就应该实行的。
在我们讨论具体的问题时，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富有成果的。但总有一天我们会涉及到一个我无法向军情五处提出咨询意见的领域，除非卡明和温特博恩完全信任我。譬如，温特博恩常常问我是否对电话窃听方面有什么设想。我坦率地告诉他，如果我不知道他们目前采用了什么样的技术，这个问题就无从谈起。
“啊，当然，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领域属于绝密，我想我们还是别谈这种事为好。”卡明总会不耐烦地敲着桌子说，温特博恩对此非常恼怒。
监视方面也是同样的。五十年代，军情五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监视和跟踪伦敦大街上日益增多的俄国人。
“你有没有什么新招，彼得？”卡明问我，仿佛我的上衣口袋里藏有什么锦囊妙计似的。我建议说，至少得让我亲自看一看监视中心的操作规模。卡明说他尽力设法为我作一次安排，可后来他什么设法也没有。
尽管困难重重，军情五处仍然发现我对他们有用。一九五四年那阵子，我每星期几乎要花两个整天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忙乎一天，我刚开完一个很长的会议后，卡明邀我到他的俱乐部共进午餐。我们一起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再从帕尔市场走进“I．O．俱乐部”，卡明一路上摆弄着他那把习惯于带在身边的雨伞。
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此刻，我才发现，尽管我和卡明打了五年的交道，可像这样的社交活动在我们之间还是头一回。卡明身材矮小，并且没有多少天赋，可他对军情五处却是忠心耿耿的。就像约翰·巴肯的小说里描写的警察一样，他可能会把英雄当成坏蛋去追捕。他当过步枪旅的军官，符合军情五处悠久的军事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该处的创建人弗农·凯尔。他和军情六处的第一任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上校有点沾亲。我刚认识他时，他就有意识地让我知道这个背景情况。英国安全局局长狄克·戈德史密斯·怀特也是卡明弄进来的。二十年代，卡明和怀特曾在一起带着一群孩子去野外露营，怀特很不安心当一名学校的教师，卡明说服他申请加入军情五处。怀特进了五处以后果然脱颖而出，成了一名才能超群、判断力准确的情报官员，很快就远远超过了他的引荐人。怀特为了报恩，在五十年代对卡明特别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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