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彼得，”他用一种嘲弄的口吻说，“又来搞你那套想入非非的理论。”
但是后来他的攻击越来越剧烈。他开始处心积虑地把人力和物力从D 处三科调开。开始时我被迫反击，到琼斯那里去告状，把人重新要回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疑惑是否值得跟他这样斗。D 处三科的研究任务行将结束。唯有高层渗透问题悬而未决，搁在一边已经三年多了，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要重整此案。连年的紧张工作损害了我的健康。我想该急流勇退了，回去干我的生平第一爱好——务农。
我决定在我退却之前至少应该和汉利来一次正面交锋。我去见他，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把我挤走。他声明不存在故意为难的问题。只是因为D 处三科太庞大了，并且指责你们的呼声也在日益高涨，说你们忽视了像对大臣的安全状况作出估价这一类虽不起眼，但又相当重要的工作。
“好，那就给我一个人来做这些案头工作吧。”
但汉利却拒绝了。
“我知道我是个蹩脚的行政管理者。”我直率地承认，“但是你能肯定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你忌恨这类工作吗？”
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但是否认个人经历影响了他的判断力。
“我想你知道那是我干的吧？”我说，“你看过那份档案没有？”
窗纸给捅破了。我回到办公室找出调查哈里特案件的档案，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给汉利看：“流畅”报告引起的对中级间谍的搜捕；猎取高层间谍一案的搁置；D 处三科的调查；沃森和普罗克特案件；有关的调查；访问他的精神病医生等等。
“真没想到，”他一边翻看这些档案一边说。
“我们这些人只是受命干这种肮脏的工作，”我满腹酸楚地对他说，“如今事儿快干完了，他们却想把当初的指派掩埋掉，忘掉我们，忘掉我们做过的工作。”
掌握大量可怕机密的沉重负担只由区区几个人肩负着，这件事给了汉利深刻的印象。他意识到他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且他对D 处仅有的知识还是出自他五十年代处理波兰事务的那段经历。为了把D 处的工作搞好，必须有人给他指点。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明了他面临的问题。他非常直率，我为此而敬重他。他还是想要拆散D 处三科。他对我说，D 处三科的大量工作已基本完成，同时，他正计划全面改组D 处，无论如何，他要我当他的有关此项工作的私人顾问。我可以看每一份文件，接触处里的所有案件，以我十五年来所熟悉的情况给予他指导。和其他人不同，我一直没有离开过D 处。正如狄克·怀特找我谈话时所约定的，我不被提升，但也不会被调来调去，每过一年，从一个部门换到另一个部门。D 处成了我的生命，我知道每一个案子和卷宗，汉利的提议是合理的，我立即接受了。
但是，渗透的问题仍然还悬在那儿。
我说道：“谁来继续干这工作？我们不能让这件事再滑过去了。否则，其它拖下来的未结案件会堆积起来的。”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某种正式的机制来通盘考虑内部渗透问题。六十年代的问题是局里没有一个部门负责调查有关渗透的指控，所有事情都作临时性的处理。“流畅”没有正式的地位，只是个工作小组。这项工作交由D 处一科（调查）来做并不合适，因为他们的本职工作是调查发生在情报部门外部的渗透。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个正式机制，才导致了局里出现指责“盖世太保”的情况。人们认为我们是在正常渠道之外进行调查活动，在军情五处这样一个等级意识浓厚的机构中，这自然是个大问题。有一个适当的部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人们就会看到上司是充分支持这项工作的。换句话说，它就有了合法地位。
我还考虑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了解到，要使高层渗透的问题得到解决，只有让新人来着手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理。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课题变得和某些个人捆在一起了，主要是和我和阿瑟。我们被看成是心怀恶意的偏执狂，除了认定霍利斯有罪外，提不出其它解释。我竭力游说汉利和琼斯，说服他们建立这样一个部门，在给这个部门配备的人员中，既不要和我或阿瑟有关的人，也不要与十年间的可怕事件有关的人。
汉利表示怀疑，但是琼斯马上接受了这个想法并劝说汉利把它合并入他的计划中去。到一九六八年末，改组完成了。D 处变成了K 处，K 处分成两个单位：KX，处理所有的调查工作，上头有自己的领导；KY，负责作战指令和行动，也有它自己的领导。KX合并了D 处一科（调查）和老D 处三科的大部分，由三个科组成：K 处一科和K 处二科，即苏联和卫星调查科；K 处三科，是从原D 处三科分出来的研究科室，为调查科服务；另外还设了一个新单位即K 处七科，专门负责调查对英国情报机关渗透的指控。KY包括K 处四科，即作战指令科；K 处五科，即指挥间谍和行动科；K 处六科，负责安全情况估计和汇编专家记录、部长级汇报、特种索引以及收集到的记录等，这项工作由我原来管辖的D 处三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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