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局会接受汉利？”维克托问。他持反对意见时他常常把我当成安全局的传声筒。
“当然。”我说。
“你对他有意见吗？”
我告诉他“哈里特”事件的情况。虽然维克托知道我怀疑内部被渗透，我曾同他讨论过霍利斯和米切尔。但对他来说，他还是刚刚听说汉利曾被怀疑是间谍这件事。
我告诉他我相信汉利是清白的，美国人也相信他是清白的。我告诉他安全局里坚决反对沃德尔，如果他被任命，那无疑是件非常麻烦的事。
“我们需要一切可以得到的帮助，维克托！”
“特德会不高兴的，”他告诉我，并摆出高级文职人员的官架子。然后他丢开了这种让人讨厌的官架子，恢复了他那种比较自然的深谋远虑的风度。
“让我们看看能做些什么。’他低声说，并请我尽快安排他同汉利见面。
当时汉利和我已经建立了合乎情理的工作关系。“哈里特”事件是我们进一步亲近的障碍，但他对我很直率，我试图尽量给他各种帮助。我就像个经验丰富的汽车驾驶员，指引他在二十年的反情报工作中前进，向他指出值得骄傲的成就和应当避免的疏忽。我知道如果我把我同弗·琼斯和维克托见过面的事告诉他，他一定要发火。汉利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具体表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而不是依靠老家伙的关系网来获得成功。但到最后，抱负占了上风，他同意在晚上同我一起到圣詹姆斯广场维克托的豪华公寓走一趟。我喝了一盅酒，然后机智地告辞回到了我的俱乐部，好让他俩自由交谈。第二天维克托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他说，“我们今晚一定得见面，制定我们的计划。”
那天晚上，喝了一阵上等红葡萄酒以后，我们起草了我们的计划。很明显，狄克所推荐的人没有在达官贵人的同行或特德·希思的头脑里留下印象。对于人事问题，狄克总是前思后顾，不能当机立断，当然那并不是他的风格。毫无疑问他工作生涯中的一大错误就是没有能力作出恰当的任命，他经常被情感和传统观念所左右。他在军情五处把霍利斯和卡明提拔得太高，另外他也没能及时在受菲尔比影响的军情六处进行一次必要的大清洗。对汉利也是这样，他知道什么对安全局最有利，但他似乎没有能力抓住机会采取行动。
平心而论，狄克同希思的关系一直不好。他们的作风大相径庭。狄克崇拜哈罗德·麦克米伦，而那位脾气好的老人对他的情报部门的首脑也非常尊敬。同样狄克和哈罗德·威尔逊的关系也很好。他俩的反应都很敏锐，威尔逊欣赏狄克在处理那些令人烦恼的问题，例如罗得西亚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信心和令人宽慰的态度。而希思则是一个目中无人、虚张声势的人，与秋克以前遇到过的人完全不同。狄克发现他自己愈来愈不能从个人角度对首相产生什么影响了。
维克托和我谈论了所有的候选人，甚至还考虑我们能否把维克托提出来作为候选人。我知道他心里早就对这个职位垂涎三尺了，尽管他来当局长将深得人心，然而他知道他年纪太大了，另外智囊团对他这样一位知识渊博的人来说，才是真正的挑战。
我们讨论设法在科学社团中寻找支持，并决定由维克托去找像威廉·库克爵士这样的人以便赢得他对汉利的支持。维克托告诉我他要想办法秘密会见希思。
“正式向唐宁街十号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他告诉我，“只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看到或者听到这件事，那么这件事就又会传回到那些该死的常务大臣那里去。”
当时罗伯特·阿姆斯特朗是希思的首席私人秘书（现在是内阁大臣和国内文官部部长）。他是这场权力之争的关键人物，因为其它任何人都不可能比他更经常、更亲密地接近希思了。维克托任何特殊要求的暗示都会被他报告给常务大臣委员会。维克托决定最好的计划是趁阿姆斯特朗不在的时候接近希思，最好的时机就是下次智囊团召开周末会议的时候。按计划，这次会议将在几个星期以后在契克斯召开。
“我将请特德到花园散步，那里罗伯特可听不到，然后我就在他耳朵旁边……”
巧得很，那时我也经常看见阿姆斯特朗。我最近正在复查美国的“维诺纳”，其中有一个尚未查明的匿名者使我特别感兴趣。在通讯中这个匿名者叫“19号间谍”。“19号间谍”显然是个非常重要的苏联间谍。他连续不断地向对方传递了战时丘吉尔和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叉前会谈中的谈话细节。
美国人猜测19号间谍是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德瓦特·贝奈斯。他作为苏联的傀儡做了一辈子间谍，所得到的报酬就是在一九四八年被不光彩地赶下了台。贝奈斯参加过三叉朝会谈，而且被公认为是向苏联人传送情报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查看了电文本身，我开始怀疑这种解释。19号间谍所报告的谈话很明显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非正式谈话，内容是关于第二战场的计划，特别是关于海军和航行部署。令我吃惊的是，贝奈斯是不可能得到准许去参加这些讨论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根本没有舰船，捷克是一个内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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