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同事是一伙乌合之众，他们都已经退休。这些人原先都是各种情报部门和安全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曾风流一时，但现在却早已夕阳西下，走向衰亡了。另外一些主要是商人，他们以间谍自诩，激动地会聚一堂，并不在乎他们自己早被淘汰的事实。
这次，我未来的雇主却直接把话给我挑明了。
“我们代表我们这一帮忧国忧民的人士。”他冠冕堂皇地说。
他有点像失眠的安格尔顿，他说他们所感兴趣的是怎样阻止工党再度执政。
“一旦工党上台，我们就会失去我们所能享有的一切自由。”他说。
其它的人也点点头。
“你们认为我能帮什么忙呢？”我问道。
“情报，”他说，“我们需要情报，而且我相信你拥有这些情报。”
“你们究竟要哪些情报？”我问。
“一切有关威尔逊的情报都有用。有许多人会出大价钱。”
“但我是安全局的成员……”我说。
他傲慢地摆摆手。
“尽早退休。我们将为你安排……”
我跟他们敷衍了整整一晚，但却没泄露半点风声。第二天我去找汉利向他汇报这些情况，我建议让我作为代理人继续监视那伙人的活动，但汉利认为小心谨慎是上策。
“别理他们，彼得，”他说，“那是个肮脏的游戏，你别卷进去。”
汉利对我们在六十年代收集的有关威尔逊和工党的资料知道得很少，因此我积极建议他读读这些资料。我告诉他，大选即将开始，这些资料也许有用。
“这些资料同‘流畅’报告一样，”他看完后说，“到处都是烟，却看不到火。”
然而，他同意为了谨慎起见再对资料研究一番，特别是安格尔顿正在用威尔逊的问题同我们纠缠。我告诉汉利出于政治的考虑，我们应当做点什么事来装点样子。
一九七四年初，每件事都发展到了它们的政治顶峰。少数工党政府的人当选，而军情五处正掌握着重要情报，一旦泄露，后果则不堪设想。首相本人正在受到调查的消息至少会导致首相的辞职，军情五处的一些官员并没忘记这一点。
一天下午，我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同事和另外三四名官员。我合上正在阅读的档案，问他们有什么事。
“我们知道你正重新调查威尔逊案件。”年长的一位说。
“你知道我不能谈这事。”我告诉他。
我觉得这样回答有点失礼，但我不喜欢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受人围攻。
“威尔逊是一大威胁，”一个年轻官员说，“让大家知道真相的时候到了。”
这种偏激的话语，我听到不止一次了。一九六八年军情五处内部曾出现过一些普遍的情绪，那时曾有人作过努力试图对威尔逊设置障碍。我们的长期外围人员、《每日镜报》的巨头塞西尔·金曾明确表示，军情五处有意向他透露的任何消息，他都将立即发表。这就是所谓的塞西尔·金“政变”。塞西尔深信，只要一刊登这类消息，工党就会垮台，而接替工党的则是以蒙巴顿勋爵为首的联合政府。
一九六八年我对弗·琼斯说，军情五处群情激奋，但他非常镇定。
“你可以告诫那些想泄露机密的人，出了问题，我可没法管。”
他知道这句话将发生作用。
然而一九七四年的形势更加恶化。计划很简单：由于议院内部的局势极不稳定，大选必须在几个月内进行，而在大选的准备阶段，将设法向同情我们的新闻界人士透露一些有选择性的有关工党首领，特别是威尔逊的情报。通过报界和工会官员，我们就可能把军情五处档案内的资料和认为威尔逊对安全构成威胁的消息散布出去。
安全局的呼声和舆论已造起来了，三十多个官员赞同这一计划。一些档案的影印件已经准备好并发给了海外报纸，为了大造声势，还准备在议院里尽力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就是被季诺维也夫的一封影印信件在一九二四年搞垮的。
“我们要把他拉下台，这次一定要拉下台。”他们当中的一位官员说。
“你们为什么要叫我参加？”我问。
“这个嘛，你并不比我们更喜欢威尔逊……另外你已经看到了最新的材料——盖茨克尔事件等等。”
“但这些材料都在局长的保险柜里。”
“是的，但你能复制它们。”
“我可得想一想，”我说，“在走这一步之前我得好好考虑考虑。你们得给我几天时间。”
开始我受到了引诱。这是魔鬼让游手好闲的人干的，而我现在是在混时间等退休，这种疯狂的计划必然对我具有强烈的诱惑力。我感到有一阵冲动，国家似乎已经面临着大灾难，为什么不趁火打劫，就势推它一把呢？不管怎样，我的机密负担太重了，稍稍减轻一点负担会使我感到轻松些。
劝我放弃这种想法的是维克托。
“我并不比你更喜欢威尔逊，但如果你参与了这件事，你将会被人剁成碎片。”他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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