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比任何局外人都清楚布伦特捣什么乱。他和希思对普罗富莫丑闻给上届保守党政府造成的损失至今仍记忆犹新，而且非常害怕布伦特用同样的方法把他们搞垮。这不仅仅只是免予起诉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说出同伙的姓名，不管他们是死还是活，也许他会留一份三十年代的艳遇记录。一旦这些有关性方面的失误在舰队街张扬出去，那就不止一人要身败名裂了，至少不止首相安东尼·艾登一人。
最后维克托要我立即帮他准备材料，对布伦特揭露事件的后果进行一番全面的估计。我在D 处三科时曾为内政部起草过各种有关“五人集团”的文件，但他们很不满意。军情五处的法律处坚持要删掉普罗克特和沃森等人的名字，理由是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
“这没道理，”我同他们争道，“给内政部提供情报是我们的职责。如果由于没有证据就把我们坚信的事实删掉，那就是失职。”
维克托完全同意我，并强调说我的汇报要力求全面。我详细描述了“五人集团”的历史，并用了大量笔墨说明所有的联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在我的汇报里，提到了四十个人。几个星期后，我去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向他报告十九号间谍的事，阿姆斯特朗对我的汇报表示感谢。
“这件事做得真棒，”他笑道，“这才是真正的情报。与我们平时收到的那些由文职人员起草的安全局的文件大不一样。”
这时人们正在传说阿瑟和斯蒂芬·德·莫布雷在四处游说，争取对霍利斯问题进行重新调查。这时，阿瑟已经退休，而斯蒂芬·德·莫布雷的工作生涯也已接近尾声。由于在六十年代末支持过戈利金及其理论，斯蒂芬在军情六处很不得人心。他的导师是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斯蒂芬曾在菲尔波茨的指导下在华盛顿干过几年。后来菲尔波茨又把他带回国，从事反情报工作。自从菲尔波茨一九七0 年退休以后，德·莫布雷就失去了靠山。怀特下决心要把他赶走，后来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建议把莫布雷调到马耳他，作为折衷。
一九七二年德·莫布雷从马耳他回来，发现霍利斯一案已经审理完毕。他煽风点火预备大干一场。奥德菲尔德和汉利非常害怕德·莫布雷把内部有苏联间谍的情报透露给某个议员，阿瑟却加紧同议院联系。阿瑟退休以后，一直在议院里担任秘书，以此来弥补退休金的不足。大家担心他会把过去二十年的各种灾难性事件告诉他的新朋友。
霍利斯一案并不是德·莫布雷所唯一关注的事，他还相信整个情报部门负责人的任免制度的基础是裙带关系，这必定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危机和灾难。他认为，只要一个间谍打进了一个组织，而且篡夺了领导大权，那他就可以随意任命他的人。
一次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奥德菲尔德提起德·莫布雷的事。
“你不能制止莫布雷吗？”他问我，而已明确表示，汉利也同意对莫布雷严加看管。奥德菲尔德想把霍利斯事件隐瞒起来，他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一心想当军情六处的局长，但狄克·怀特的调动使他的妄想成了泡影。然而，他仍然不甘心，一心想当C 处处长。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我最终会对莫布雷和阿瑟产生什么影响。
“是这样。他们对你掌握的情况一无所知；也不了解这些事件有多么微妙。只要传出一点丑闻的风声，我们就吃不消。”
可怜的莫里斯如此爽快，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勃勃野心。时间还早，他又扯起了今后的前途。
“当然，伦尼走了以后，即使轮到我坐庄我也不想久留……”他说。
他的语调愈来愈低沉。我知道他是想让我替他散布这些不满情绪。
过了几个星期，我同史蒂芬一起吃午饭。我试图说服他现在不是催促的时候。
“现在有许多事正在办，”我说，“我知道表面上看，似乎我们不在行动。但办案有各种方法，我们需要时间。”
但他不听我的劝告，并毫不隐瞒地认为我是汉利的人。
我其实也希望汉利主管的“维诺纳”搜查能为霍利斯一案提供主要的线索。也许在某个沾满灰尘的碗橱里可以发现更多的信号，使我们能有更多的吻合信号来破译那些中断线索的匿名者。
最近在现存的通讯上有了一个微小的突破，它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希望。杰弗里·萨德伯里正在研究一部分从未被破译的“搭扣”资料。根据先进的计算机分析，这种特殊通讯信号不是真正的“维诺纳”。它不是用一次性密码本进行编码的。根据词汇组的规则分布，萨德伯里猜想，这种信号可能是用某种电话号码本编码的。
我们去英国图书馆，把有关资料查了一遍，最后找出一本与上述情况相符的三十年代贸易统计数据簿，一夜之间就破译了大量的“搭扣”通讯。格鲁乌的通讯信号同我们破译的许多信号很相似，其中有一系列很有价值的电文。驻伦敦的格鲁乌成员西蒙·克雷默发给莫斯科中心的电文描述了他同化名为鲁恩·库兹钦斯基的格鲁乌间谍指挥人员的几次会晤情况。鲁思·库兹钦斯基的真名是索妮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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