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德·莫布雷在干什么？”一天上午汉利吼道。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该死的莫里斯又在干涉我们了。他怎么能不问我一声就让手下的人大摇大摆地到唐宁街去出我们的丑呢……太过分了！”
我告诉汉利这是不可避免的，最终德·莫布雷是下了决心要越过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头头而另寻一条门路，值得庆幸的是，他找的是唐宁街十号而不是议院。
结果是按照传统的规定进行一次复查。开始时总以为有什么新发现，但复查结束以后你就会发现，所得到的结果正是组织者所设计的。前内阁大臣特伦德勋爵奉命主持这次调查。他将拥有所有文件，并有足够的时间在两种信仰中作出判断。
一九七四年底，特伦德第一次出现在莱肯菲尔德大楼。他有一间办公室，一只保险柜和一名秘书，独自在六楼上办公。过了几个星期，他打电话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看上去他像一位典型的牛津大学研究员，仪表堂堂，他那宽宽的前额和银灰色的头发，常常给人一种美感。
“我不想和你谈这个案子，只想了解一下它是怎么进行的。然后我要着手进行工作，研究一番并去拜访一些人。最后再找你。”
“流畅”工作小组的十卷档案整齐地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那天上午我们把这些档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这起案件是怎样开始的？”他很想知道。
这个问题是我在每天晚上研究这些档案时常常问自己的。这起案件究竟是怎样开始的？是从一九四五年布伦特离开时开始的吗？还是在沃尔科夫和古曾科进行联络时开始的呢？也许是在那个结核病患者从中国驶回的船上下来并试图在英国秘密情报部找工作时就开始了？或许晚一些，或许更晚一些，在蒂斯勒告诉我们内部有间谍的时候？或许是在戈利金谈起处处都有成百上千的间谍的时候？也许是在米切尔案件取得第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内部追查间谍，然而却失败了。你又怎样能确定恐惧变为复杂现实的那一时刻呢？然而却确有其事，它就在那里，而且自始至终一直在那里。
“流畅”档案看起来古怪离奇。这些档案无形中变得鼓鼓的。档案记录了每个秘密情报部门的细节，使我们对每份文件的分发情况有案可查。每份指控都进行了仔细的分类，而且每个嫌疑分子都编有一个代号。在最后一份档案的末尾，是我亲笔签署的那份远近闻名的备忘录，上面列有需要被进行紧急调查的人名。
特伦德不止一次地向我问起拖延处理这些案件的原因。
“很困难，”我解释说，“当你听说那个和你一同工作了多年的上级或者下级是间谍，你也会感到为难。这就是狄克·怀特和弗·琼斯难于同意的……也是我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使用代号的原因，即客观地对待一切，不掺杂任何情感。”
“是这样……”特伦德说。
“你一定知道所有的‘流畅’决议都是大家一致通过的，并非我个人的意思。我们共有六个人，但我们所有人的想法都非常一致。”
“嗯，是这样。”他低声说道。他面对着档案中的那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沉默了一阵。
特伦德好像特别对中级间谍有兴趣。他要我告诉他，我们是怎样对指控进行分类的，并向他解释我们对三十四名嫌疑犯进行编号的系统。
我用了几个小时才把“维诺纳”的前前后后讲清楚。他被有关这种用极不完善的拼板玩具般的机器来完成的、希望很大但却收获很少的项目所深深吸引住了。
我告诉他，我们是怎样调查那些匿名者身份的。诚然，还有许多疑点，但几乎可以肯定斯坦利就是菲尔比，希克斯就是伯吉斯，约翰逊就是布伦特。斯坦利就是菲尔比，因为电文里提到墨西哥事件，这是菲尔比所属部门的职权范围；希克斯就是伯吉斯，因为莫斯科中心的一份电文里曾指示克罗托夫把希克斯的报告中的种种推测删掉，只留下部分事实。
“正是我们目标对准的那个家伙。”我大笑起来，而且感到惊诧，对自己仅在纸上见过的人这么熟悉。
“那么约翰逊呢？”特伦德问。
“这还是一个疑点……参考材料就在这里。”——我递给他一页饰有电文色带的“维诺纳”文稿纸——“从中你可以发现约翰逊在国外旅行的时间与布伦特的行迹正好吻合。布伦特是在收到这个电文的那个周末去意大利的。但奇怪的是克罗托夫好像根本不知道约翰逊的出国计划，我问过布伦特，他肯定至少在出国前六个星期就向克罗托夫报告了外出旅游的计划。”
“会不会是别的人呢？”
“在那个周末突然出国旅行的官员只有一个人，就是‘德拉特’……对不起，我指的是霍利斯，他去加拿大与古曾科联络。”
“还有……？”
“我怀疑，”我平静地说，“我总怀疑，我想约翰逊就是布伦特，他想用外出六个星期这件事来迷惑我们的视线。约翰逊同希克斯和斯坦利关系太密切了，我们不能不断定约翰逊就是布伦特，而不可能是别人。其它三个化名还没查明，其中一个可能就是霍利斯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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